所以，唐卡支的这一招，动作虽然小，却起了大作用。
事后，在蒋洪历和老付提起这事的时候，也是对这个小细节感叹良多。如果没有唐卡的这个提示，很有可能授人以柄。那么，就不会这么痛快淋漓地端掉这个“走粉”集团了。
当然了，这是后话。
就在蒋洪历撸好袖子，摊着双手来到高矮个儿面前的时候，高矮个儿的脸上都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最绝望的，还是高个儿，这是因为，此时三包货物，都被矮个儿用“拋空传接”的手法转移到了自己的袖子里。所以，如果蒋洪历一会儿把他们两个的袖子都解开，那么最后被“抓赃”的，将是高个儿自己。
其实，刚才高个儿是碍于“铁杆联盟”的本义，主动过来，接着弯腰的当口儿，替矮个儿做最后的努力，避免矮个儿袖子里的东西被抓现行，导致整条利益链断掉。
也就是说，本来高个儿可以用不知情推搪过去，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罪责。说得再直白一点儿，这矮个儿李金生，原本就是整个“抹痕迹”团队的主将，这家伙也确实自视清高，不到最为关键的时候，很少出手。
而且，李金生这家伙也确实有狂妄的资本，自打从治安综合科转到处置大队后干了这行，从未失过手。却没想到，今天这位逗哏已经用尽了全力，包括自己这个捧哏也拼了，还是没用，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时也，运也，命也。或许，这就是命吧。
此时的唐卡，静静望着高矮个儿的表情变化，尤其是高个儿的绝望至极，不禁笑了笑。
其实，对于这二人特别是高个儿的心中苦闷，他非常理解。
往小了说，这就是“囚徒困境”的现实版本。往大了说，这可是整个“博弈论”的奠基石。
所谓的“囚徒困境”，有着非常广博的延伸意义。但是，来源却非常简单。
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
于是，警察告诉每个人，可以有两个选择，坦白或抵赖。但是，因为是两个人同时进来，所以会有三种可能。
第一，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
第二，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
第三，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
于是，每个囚徒，在此时都会进行盘算，考虑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坦白或抵赖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还需要考虑对方会不会坦白或抵赖。
不过，到了最后，每个囚徒都会想明白，不管同伙选择什么，自己的最优选择是坦白。
这是因为，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那么自己立刻释放，抵赖的判十年。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坦白比不坦白好。
而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各判八年，那也比起自己抵赖有会被判十年要强。
所以，从囚徒个人来说，坦白比抵赖好。最终，两个嫌疑犯都会选择坦白，各自判刑八年。
这时回到原点，再看那个选择条件，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但这个结果很难办到，因为它违反了人类最起码的底线，也就是个人的理性要求。
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为自己的聪明，最终作茧自缚。
当然，这当中还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这个双方坦白，只是一次博弈的结果。因为其中还可能牵涉到坦白会遭受报复，欺骗的动机可能被惩罚的威胁所克服等多种原因。所以，多次博弈后的结果，又有可能呈现多样化的状态。
可不要小看这个源于自作聪明的“囚徒困境”，它由此引发的相关领域之广，可以说深入到了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比如说，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两国都可以声称有两种选择：增加军备（背叛），或是达成削减武器协议（合作）。
这当中，与两个囚徒类似的是，两国都无法肯定对方会遵守合作协议。因此，两国多半会因为这种不信任，从而强调自我理性，最终倾向于各自增加军备。
因此，看上去，增加军备会是两国各自的“理性”行为，但结果却显得非常的“非理性”。损害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导致本国经济造成损坏等等。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影响了全世界二战之后的美苏争霸。
美苏争霸一共分为三个阶段，像极了两个囚徒之间的三次困境博弈。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既有缓和又有争夺。
在缓和方面：1955年，苏联主动与西方国家合作，签订了对奥和约，解决了二次大战的一大遗留问题。同年，苏联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美苏首脑戴维营会议是苏联推行美苏合作外交战略的重大行动，美国实际上承认苏联是超级大国这一事实。
在紧张方面：1961年苏联修筑“柏林墙”，封锁了东西柏林边界，使美苏关系更加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表明苏联开始走上同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道路，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战略优势仍然在美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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