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终于等来了机会，不管是真是假，随即批复严查，组织专案组，一心要杀庆宽，可是结果如何呢？
可是，在光绪皇帝的亲自督办下，专案组查了许多天，仍然没有查到可以定死罪的证据。光绪皇帝急了，反复询问专案组，但是苦于没有真凭实据，只能降一等给庆宽办了一个“违制”的罪名。
原来，庆宽在家门前立了块“下马石”，大小官员和黎民百姓到了他这儿都得主动下马，这可是不属于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享受的待遇。
于是乎，违制罪名成立，光绪可算是逮着了小辫子，马上将庆宽“革职抄家”。
到了这儿，似乎是大快人心、欢呼雀跃，光绪皇帝也算是办了一件为国为民铲除贪恶的好事儿。可是，万万想不到的大逆转很快就到来了。
稍微平静了一段日子，“江西盐法道”出缺，这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肥缺，由吏部公选推举接替官员。
让光绪皇帝大跌眼镜的是，大家一致推选的新任道台，竟然是被革职的庆宽！而且，公选推举的意见非常统一，光绪皇帝想驳都驳不了。
正所谓世事难料，这庆宽被光绪从内务府赶出来，没过几天，竟然摇身一变，升了正四品的官，掌了盐法道台这样的实权。这当中的权力运作和人事关系，想必光绪皇帝也没有搞清楚。
皇权何在，王法何在，青天何在？
所以，面对这样的“规矩”和与之相附的人和事，皇帝老儿也没辙儿。鼎盛时期如此，衰败时期更是如此。
1911年辛亥革命后，宣统皇帝也就是溥仪退位。袁世凯考虑平稳过渡，让溥仪仍保有紫禁城和其他皇室财产，为皇帝服务、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而且，民国政府每年还拿出“优待”溥仪的四百万元，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
溥仪哪儿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深，道有多黑，几乎是大撒把，将这四百万元全都交给内务府。却不曾想，这叫惯了穷的内务府到了这会儿，还在每年都哭穷叫苦，抱怨四百万元不够花销。
溥仪后来也算懂得不少了，让他根本想不通的是，皇位都丢了，也没什么具体的治国大事，可内务府在进入民国后的开支竟然超过了慈禧太后时期的最高纪录。
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内务府本身的开支竟然达到264万两，而慈禧时期内务府开支不足100万两。更让溥仪不满的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溥仪曾经要买汽车、装电话，内务府都以没钱拒绝了。而内务府中人却开起了古玩店、钱庄、当铺、木厂等等买卖，小日子一点儿没差，反而是越过越好。
清亡之后，那些原来的宗室贵族和一般旗人生活潦倒，常常爆出世子王孙倒毙城门，郡主命妇坠入娼门的新闻来。因此，北京城内的贵族和旗人们原本就怨声载道、情绪激动，与内务府越来越厉害的贪污自肥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下，无异火上浇油，激化整个满族的不满，整治甚至惩处内务府的呼声日益高涨。
举报内务府的材料很快堆到溥仪的案头，有人披露:“内务府人多不知书,却视中饱私囊如日常，寻私舞弊为特许之命。横言无忌，自得洋洋。”更有人揭露内务府之人经常叫嚣:“皇上家叫我们赚钱,就为的养活我们!”
而实际上，内务府的人远比弹劾的人说得更严重。他们不知收敛,反而一味敛财。清朝灭亡,内务府少了许多内外勾结、暗箱操作、中饱私囊的机会，就直接把贪腐的目光只能投向紫禁城里面。
紫禁城收藏着明清两代帝王聚敛的财富,金银玉器文物古董数不胜数。内务府的人俗，能想到的发财手段就是偷盗和转移财富。什么金器、珍珠、宝石、玛瑙，甚至是古玩字画，有的只换回很少的钱，已经不仅仅是盗取皇室财产，而且涉及破坏、盗窃国家文物了。
这时候，连社会上的报纸都看不过去，大张讨伐，内务府还不知羞耻地出来辟谣或解释，成为坊间一大谈资。
而咱们的溥仪皇帝，也屡有图治之心，动过很多心思要整顿内务府，可惜都无功而返。先是从宫外找了一人“空降”为内务府大臣，结果只干了三个月就“回家养病”去了。
再后来，溥仪遇到了郑孝胥，破格任命这位汉族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从此，溥仪和郑孝胥信心满满，一心革除弊端、开源节流。郑孝胥甚至都计划好了，改革后的内务府只要保留四个科即可。
于是，一上任就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安排信得过的人接任。可是，从此之后，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没钱，要东西找不到东西，堆积如山的账本成为一纸又一纸的空文。
这时，锐意改革的郑孝胥采纳了一个官员的建议，将宫中各处祭祀的大批果品糕点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节省资金。却不曾想，宫中这些数以百计的太监就是靠供品“创收”的，郑孝胥一下子断绝供品之咱，就将这些太监全都得罪了。
如此一来,郑孝胥的“新官两把火”，才刚刚烧出来，就使自己成了整个内务府系统的敌人。没多久，就有人给他寄来了恐吓信：“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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