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暂时没有什么好牌可打了。即便好战如上原勇作,在11师团惨败于胶州湾后,也不能制止政府寻求和平了。两个老牌师团被中国人围得铁桶一般,部队没有粮食,没有冬装(原以为最多一个月足以结束战争了,所以派遣军并未准备冬装),境况困苦万分。梅泽道治中将在一周内连续三次电报大本营,要求乘部队尚有一战之力向海岸突围,未被允许。
未被允许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军事上的原因。按照梅泽中将的报告,第6师团实力已下降至开战前的一半,严重缺少炮弹和大批伤员是第6师团面临的主要困境。而粮草断绝是次要困境,部队目前全靠杀马充饥,反正马匹也找不到吃的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缺少了驮马,部队的运动力更为下降了。
而包围第6师团的华军部队计有第16师和第2师共五个旅,兵力至少是第6师团的四倍!因为无论16师还是第2师,都得到了及时的整补。华军还有一个在附近休整补充的旅(16旅)可以随时投入昌邑战场,参谋本部估算形势后认为突围的希望极其渺茫。而就地坚守或许能找到一条生路。
其二就是外交上的努力了。在查知第3、第6师团的真实困境后,参谋本部,包括新上任的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大将也不能再反对和谈了。和谈成为了挽救这两个老牌师团的现实希望。在日本,无论是内阁还是军部。都没人敢说出放弃这两个为国家立过大功的老牌师团,使得客观上日本两个师团的残兵成为了“人质”。
在这个情况下,日本不再拘泥于谈判地点一类的细节了。加藤代表团于11月12日来到北京,正式拉开了和谈的序幕。他们是走海路到天津,然后乘火车进京的,住进了日本大使馆。根据英方的建议,会谈的地点设在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13日上午,中日和谈正式开始。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为外长唐绍仪。
日本人终于品尝到战败求和的屈辱了。他们心里清楚,这次不做些实质性的让步怕是不行了。
尽管加藤周明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但唐绍仪抛出的条件仍令加藤大吃一惊:归还台湾及所有的在华殖民地。撤走中国驻屯军并赔偿战争损失3亿华元的“高价”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即便是公开向中国道歉也很难。这个距出发前最终确认的谈判底线差太多了。
日本人希望先“开放”包围圈。给予被围日军以粮食和医药等人道援助,然后再确定结束战争的具体条件。唐绍仪却认为,只有双方议定条件签署停战协议方能研究包围圈的问题。谁听说过战争尚在进行中就对敌方被围部队给予人道援助?
“人道?贵方竟然懂得人道!”唐绍仪讥讽道,“毫无理由地入侵别国。屠杀无辜平民。毁坏别国人民的家园生计的国家也配谈人道?”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朱尔典在这个问题上对日本的偏袒。现在唐外长的腰杆很硬了。在胶州湾血战结束后,唐绍仪明白,日本人除了屈服别无他途了。
包围圈的日本官兵在饥寒交迫中苦熬日子。但现在让中国人开放包围圈是不现实的。朱尔典认为这条不是重点,在他们这些绅士眼中,士兵就是消耗品,为国家利益而付出的消耗品,不值得关心。
抛开日本被围官兵,英国人认为中国太过分了。朱尔典婉转地指出中国开出这样的条件严重缺乏和谈诚意。唐绍仪好整以暇地回忆了甲午之战后的马关谈判,比较了两场战争彼此的损失,结论是中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比起当年伊藤博文逼迫李鸿章来,中国政府够仁慈了。
谈判陷入了僵局。但唐绍仪不着急,他坚信,他可以拖,但日本人拖不起。
徐怡执意要参加江苏组织的第二批拥军慰问团,考虑到她的身份,无锡市教育局同意了她的请求。徐怡将孩子留给了婆母及母亲,跟随慰问团乘火车到了济南,又换乘卡车前往前线。徐怡得到团里的允许,她没有跟随团里行动,而是被编入了河南团,因为河南团的慰问目标是正在杞城休整的16旅。
他们到济南后,从报纸上听说了日本求和的消息。团员们都很兴奋,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大家都认为不应该跟小日本谈和,我们已经将小鬼子包围的铁桶一样,干嘛跟他们谈和?徐怡却在想,谈和好呀,如果和谈成功,丈夫也就安全了,不用再上战场玩命了。虽然他在信里说他手上的伤已经彻底好了,对生活不受任何影响,但她还是很担心,盼着早点见到他。
司机得知她的丈夫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营长陈豪,特意安排她坐了驾驶室。
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都组织了慰问团劳军。江苏第二批派出的主要是教育文化界人士,他们将去高密慰问18师部队,因为18师成军于江苏,其士兵有七成是江苏子弟。但徐怡却想见一见丈夫,于是上面做了人性化调整。这也是沾了陈豪的光,青岛之战立下大功的陈豪成为中央军区乃至国防部重点宣传的战斗英雄。英雄的妻子来前线慰问,见一见丈夫应当予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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