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通讯第三会议室位于五楼，使用面积近二百平米，装有大银幕投影仪，里面还竖着十块超大白板可供用于擦写。
胡一亭这时已经拉出了五块白板，写的密密麻麻，讲的口干舌燥。
“谁还有什么问题吗？”胡一亭第三次发问，这一次终于换来了大家的面面相觑，再没人有疑问。
三天的技术研讨会，胡一亭把下一代STP信令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技术演进路线剖析的一清二楚，与会的这三十二名工程师们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对胡一亭也佩服的五体投地。
目前在STP信令机市场上，设在八大城市的C1局也就是大区中心局用的设备无一例外被阿尔卡特、爱立信、朗讯、贝尔电话所占据，C2局省中心局和C3地区中心局也是如此，C4市中心局里有一小部分国产的设备，性能一般，C5县乡局里才是国产信令设备的主战场。
胡一亭知道前世华创也是96年开始进军STP信令设备的，因为在程控机上赚了大钱，积累了资金后秦振飞就雄心勃勃的要扩大华创的版图，自然也就不会放过STP信令设备，但华创早期的产品在技术上很普通，不说比国外，就是比电信自己下属研究所搞出的东西也没什么优势，东西做出来拿去北都后，邮电部甚至都拒绝为他们开局测试，原因是提交的指标参数实在稀松平常，和邮电部门自己的产品没啥区别，等于是来抢自家产品饭碗的。
直到1997年，华创的CC08程控电话交换机拿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要研发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秦振飞这才找到了机会，终于把华创的STP设备项目推向了开局测试，开始在华创最熟悉的C5局一个个的推销，逐渐打开销路，但卖的一直不好，直到移动从电信分离，需要大量采购信令网设备，华创这才找到了突破口，之后经过十几年持续不断的技术积累和改进，才终于越做越好走向高端，拿下了国内STP设备的半壁江山。
胡一亭等不了这么久，他的眼光很高，目标是和世界一流厂商的产品进行PK，而不是像像秦振飞当初那样指望着先在C4C5局里跑跑路子推销推销一年卖出十几二十台，逐渐改进技术打开市场。
我国邮电系统从一号信令逐渐演进到七号信令后，就面临着要在电话网之外组建一个信令网的需求。
传统的一号信令作为随路信令，是把信令随着话路一起传输的，不但传输速度慢，而且信息传输量也很少，不利于电信服务业各种新业务的发展。
后来国际上逐渐发展出了二号信令，二号信令采用拨号脉冲发送信令，但由于对一号信令没有特别的优势，又需要额外增加设备，所以未付诸使用。
接着CCITT也就是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又搞出了三号信令、四号信令和五号信令，三号信令是一种单音频的带内信令，四号信令为双音频的带内信令，五号信令利用六个语音频率中的二个频率的组合传送各种信令，即带内双音多频信令，但在国际上的推广并不好，只在少数发达国家的首都或商业中心城市有应用。
后来程控电话交换机这一革命性产品横空出世，全球电话用户开始激增，为了适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发展，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CITT)终于在1968年提出了六号信令，这是一种共路信令，报文长度固定为28比特，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就采用了这种信令，但我国依旧按兵不动，直到1980年CCITT把六号信令演进到了七号信令这一技术成熟的优质信令体系之后，我国才决定来个跳跃式发展，从一号信令直接向七号信令过渡。
可以说我们国家的选择是非常理性的，没有盲目跟风，否则一代一代的设备更迭就要花上无数冤枉银子，直接从一号信令过渡到七号信令让我们有了后发优势，少走了很多弯路，但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国家没这么多钱去跟风。
七号信令需要电信运营商在话路网络之外，另组一个专门的信令网用于传输所有信令，这样既不干扰，又能做到既快速又安全可靠地传输大数据量的信息。而这个信令网就相当于整个电信网的指挥部和控制中心，信令网一旦发生问题，比如一台信令设备故障会导致整个链路瘫痪，成千上万的用户就没法正常打电话和上网。
快速、安全、可靠、大数据量、无干扰，五大优势决定了我国从一号信令跳跃升级到七号信令是明智之举，而后来事实证明七号信令可能要被地球人类用到天荒地老，再用一百年也是有可能的。
在电信设备领域里，高端STP设备承担着指挥部的重任，因此技术难度大，几乎永不关机的可靠性要求近乎变态，所以价值成百上千万美元，能够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的公司足以为自己的产品骄傲自豪，等于有了一张在国际电信业通行的靓丽名片。
胡一亭选择的技术方案来自于华创02年的设计，但主要思路和技术演进选择了思科的产品，从他的内心而言还是不希望堵了华创的路子，希望能够在将来与华创形成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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