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公元2012年，在我出生的前几年，曾经有一部美国电影用天塌地陷的特技大场面预告了这一年会是世界末日，但实际上，这一年并没有发生山崩地裂的大灾难，虽说局部的动荡从来没停止过，战争和饥荒，天灾和人祸无时不在，但总体而言，这一年地球还尚到达毁灭的边缘，人类也还在继续排放二氧化碳，南极冰川仍然在融化，大面积海啸的威胁远未消除。
就在这一年，我出生在中国一个普通的二级城市一家普通的医院里，我出生时未足月，奄奄一息，跟一头小猫似的蜷缩在保温箱中过了一个多月才勉强缓过一口气。我的出生证上没有姓名，只有A108的编号，生母一栏的名字写着刘慧卿，年龄只有19岁，生父一栏则为空白。
我找不到我的生父姓名，我能找到的资料少之又少，有用的一些来自关了我□□年的地下室看守们。一开始看守我的只是些普通的乡下人，甚至还有女人，每天都在离我牢房不远的窗户边织毛线，到了临近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看守全换成一群凶残嗜血的雇佣兵。那些人个个块头魁梧，没受过高等教育，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背着命案或通缉令，他们拿钱办事，贪图各种欲望，无所谓军人的忠贞和铁血，更谈不上有信仰或高于个人生存的道德观，也因为这样，他们的意志相对薄弱，成为我使用催眠术的实验对象。我小心谨慎地挑他们单独来牢房前的时候下手，每次催眠不超过五分钟，每次只问两个问题。
慢慢的，我将他们答案集中起来，拼凑出一个残缺不全的信息：我判断出我所在的位置大概是一栋乡下古老的房屋所在的地下室里，地点不清，因为这些人的发音非常古怪，夹杂着西班牙语和法语，我的地理知识有限，只能模糊判断出，这栋房子大概坐落在靠近捷克东部的哪个小镇上。房子本身属于东欧解体前的历史遗物，原主人是当地一个出名的大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风波中，房子主人曾受到集权政府的审查，他所有的书籍资料杂志全部被从书房清出来，丢到关押我的地下室里，在我翻阅它们以前，这批老书籍至少有五十年无人问津。
我还得知，雇佣兵按一定时限轮岗前来，他们都受雇于一家贸易公司，没有人亲眼见过他们的雇主，彼此来往只通过队长与对方公司进行联络，那位神秘的队长从不来我的牢房前，我只知道他脾气极差，规矩多多，但给钱很痛快，每周会安排这些饥渴的男人去镇上的妓院嫖妓。除此之外，所有的军曹与下士们均不得过问有关任务的细节，他们要做的，只是执行命令就好。
但是有一个军曹说出了点有用的信息。我那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关着我而不是杀死我，对方用刻板的声音回答说，这是雇主的特别交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不找普通人看守我，而是找职业军人？那人说，为了防止有人来抢。
这两个答案至少告诉我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无足轻重，至少有两拨人希望把我控制住，第一拨是关押我的人，第二拨是未知的，试图来抢我的人，而且从雇佣兵的武器配置上看，有可能来抢我的那一方力量应当不弱，不然这些职业军人岂非无用武之地？
那么我到底是谁？
或者说，我的身上有什么东西能令某一方趋之若鹜，另一方奇货可居？
查理做的时间机器并未完善，传送过程有撕裂一般，越来越强烈的痛感，我一开始要咬紧牙关没有吭声，后来实在痛不过，忍不住嘶声惨呼，到了最后，我发出的声音已经惨烈到不属于人类正常范畴，终于在我疼到意识模糊的时候，“砰”的一声巨响，我被它弹了出来。
我手腕带着的感应器滴滴响起，它提示我，这趟旅程已经结束。
我到了我想到了地方了吗？
我忍着疼痛，睁开了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垃圾桶，垃圾桶旁堆了许多垃圾，我一动，一只肮脏的猫喵的一声从身旁迅速窜过。我再抬高视线，所在的位置是一条处在两边楼房夹着的窄巷，头顶的一处墙壁上嵌有巨大的排风扇，嗡嗡地运作。身边的地上很脏，味道难闻，我嫌恶地皱眉，挣扎着爬了起来，这才发现浑身上下没一个地方不痛。
好像韧带都被拉到极致，又砰的一下躺回原点。
连迈开一步都无比艰难。
晚上，具体时间无从判断，但据我前方不远就是灯火通明的夜市，人声鼎沸，且有谁用大喇叭放着节奏简单的口水歌，我慢腾腾地往外挪，低头看看自己的衣着，除了弄脏之外没什么不对。一百米不到的巷子，我却走了三十几分钟，且呼吸越来越急促，心脏的位置像压了块巨石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两眼发黑，立即明白自己是快要发病了。
我颤抖着将手贴近上衣口袋，掏出药盒，倒出两颗努力干咽下。
九年的囚禁生涯，没有阳光照射，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运动，我的身体从发育到健康状况无法跟同龄人相比。我呼吸系统有问题，肌肉羸弱，经常伴随心悸和眩晕，四肢灵活度不够，当初为了能正常行走还不得不进行过长时间的电击，我还有幽闭恐惧症，严重的时候会产生幻听和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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