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救灾，大明先后多次发行债券，在国内发行了五亿两内债，在国外发行了高达七亿美元的外债，一美元相当于0.7两白银，因此总计大明的债务接近十亿两银子。
这笔钱主要用来为灾区提供粮食，可只买粮食用不了这么多钱。
受灾波及的老百姓有两亿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沦为灾民的，也不是所有的灾民，最后都能够得到救济，能够得到救济的灾民，也不是全部都让大明救济。
因此大明救助的灾民，远远没有两亿人，根据统计，目前在接受大明救济的百姓，只有三千万人而已，尽管随着饥荒越来越忠，以及灾民流动到大明的救济站，接收的灾民持续增多，根据目前的速度，恐怕今明两年能增长到五千万就是一个极限。
由于大明的高价收购，全世界的粮食都涨价了不少，得益最大的是美国。大明国内的粮价也大幅增长，政府极力控制之下，也比预订的价格高了很多，平均没担大米高达四两。
而作为粮食的主要出口国的美国，出口价格甚至比大明还高，因为美国本身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劳动力价格高昂，出口的粮食也主要是供应欧洲这样的工业国，更能承担涨价，因此美国粮食价格翻了几倍，竟然高达五两银子一担。
大明养活了三千万人，有可能最高要养活五千万人。
一个人平均一担粮食的话，直接支出就是两亿多两。
而大明准备了十亿两银子，显然买粮根本用不完，可大明政府还担心不够用，因为更多的支出，并不是买粮食，而是运输粮食。
中美之间，过去并没有大规模的粮食买卖，主要的贸易品是生丝、棉花等经济商品，这些商品的单位价格高，因此才能承担长途运费，根据灾荒之前的数据，从上海出口到美国的生丝，海运水脚费用是17.40美元，水险费用5美元，商业利息7.17美元，领事馆的收据工本费0.25美元，合计高达29.83美元。
由于两国生丝免税，所以美国政府尽管宣布免除一切官方费用，其实也只免掉了出入海关的一些领事馆手续费而已，根本连个零头都不如。
这还是灾荒之前的价格，由于灾荒的发生，中美之间的国际货运价格大涨，一担粮食的运价虽然比生丝这种产品低很多，但过去也有20美元，涨价后甚至达到了30美元，比过去运生丝的价格还高。
30美元折合21两银子，加上采购价，一担粮食，从美国输送到灾区，即便不算大明铁路公司的运费，那也高达26两银子。如果给灾区提供五千万担粮食，就至少需要13亿两白银的成本。
这么庞大的一笔负担，不是清朝粗陋的财政体系能够承担的，因此他们不是不想救灾，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能力救灾。
大明政府经过十几年的积累，玩了命，豁出一切，不惜代价，才勉励支撑起了这个巨大的负担。
可是要付出的，可不仅仅是财政支出的十几亿白银，隐含的代价要比这个大很多。
由于粮价暴涨，之前基本能维持在一两一担的国内米价，涨到了四两一担，大明可是八千万人在吃饭啊，比救济的灾民数量还要庞大的多，因此大明民间付出的代价远高于大明政府的财政负担。
有负担难道就没有收益吗？
当然有！
而且很大。
数以亿计的巨额资金砸下去，连国际粮价都给抬了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其中自然要倾向于大明商人。
大明运输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始终面临欧美航运公司的激烈竞争，尤其是英国资本，大英轮船公司，宝顺洋行，太古洋行是三大巨头，之前垄断了中国内地航运的大部分市场。
对于这种商业企业，朱敬伦向来喜欢用商业方式解决，一方面支持本国航运企业竞争，给予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一方面挥舞资本力量，趁机兼并收购。1866年的上海金融危机，给了朱敬伦这个机会。那年宝顺洋行因为扩张太快而破产，历史上他们求到了死对头怡和洋行头上，但因为宝顺洋行和怡和洋行背后的颠地家族和麦迪逊家族之间的私人恩怨，历史上怡和洋行坐看宝顺洋行破产，而没有救援。
可是现在怡和洋行本身都被大明资本控股，所以他们自己说了都不算，因此宝顺洋行的求助得到了呼应，最后以汇丰银行出面，收购了宝顺洋行六成股份，避免了他们的破产。
但通过各种方式，经历十几年的激烈竞争，英资航运依然占据了中国地区大部分市场，大明资本只能占领四成以上的份额，尤其是在上海往北公平竞争的满清领土上，更是只能占到三成份额。
这次灾荒大大改变了这种境况，大明政府的救灾行动，当然优先接受本国企业的服务，福健会馆、同文行甚至是疍民船帮，都得到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业务量。一度在中国海面上被轮船挤压的近乎消失的风帆沙船，甚至都开始重新活跃了起来。而轮船运输，更是只要有运力，就不愁没货物可运。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资本第一次压到了英国资本，占据了地区运输的六成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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