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困难，他原本不认为有太大的阻碍，因为这是乡绅阶层自己放弃的领域，就好像当初他们不肯配合，大批不肯给新生的大明做官，恰好让朱敬伦可以提拔一批新的官僚一样。现在由于曾国藩名誉扫地，当初大批相应曾国藩出来办教育的乡绅，突然甩手不干了，那么官府接手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没想到，乡绅阶层竟然强势的反弹了，在教育推进到1872年年底，突然发生了大批乡勇包围各地学堂，将县城派下去的警察甚至士兵都包围在了学堂中，尤其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南海、番禺和顺德三个县最为严重，几乎每个乡都出现了类似事件。
因为教育竟然引发了暴力对抗，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一下子就惊动了上上下下各个阶层。
也吸引了大批报纸，中国报纸还算地道，他们一贯支持普及教育，是乡村文化垄断的批评者，他们将此看作是乡村文化垄断阶层的反叛举动。
外文报纸则对此大家嘲讽，香港一些洋人办的报纸，尤其是一些带有种族倾向性的，他们借此说明中国文化的低劣，拒绝教育，怎么看都是一种不文明行为。
另外也有一些乡绅的声音开始出现，一些开明士绅这几年也开始进入媒体行业，他们开始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并不全都是乡村士绅的错误，他们开始将官府派下去的士兵和警察在各地无恶不作的行为大肆报道。
总之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把一方打扮成完全纯洁的天使，把另一方打成完全的混蛋，那是搞政治运动，不是搞改革。
所以当陈芝廷将此事汇报给朱敬伦，请朱敬伦定夺的时候，朱敬伦的态度是，不能不加分辨的任何一方。
既不能强行镇压乡绅阶层，也不能打官府的板子，尤其是官府在这次事件中，出现了分裂，刑部和礼部开始对立起来，刑部和礼部的板子，朱敬伦也不打算打，可借助这次事件，对这己方进行正式的调整，不但十分有必要，而且也是一个机会。
一个规范民间自治的机会。
对于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朱敬伦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欣赏，又时常对此有些担忧。
这种自治传统，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老百姓自发的管理自己，这跟西方自发形成的代议制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说起来都是配合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如果加以推动，是有可能将其推动到现代社会的。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由于人口膨胀，远超了唐宋时期，导致传统的大一统管理制度，已经接近极限，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变得有心无力，这时候乡村自治对官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帮助，因此大多数时候官府不但默认，甚至积极推动这种自治。
但是乡村自治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官府比较抵触，第一是出于权力对侵犯自己的那种天然反抗，第二则是古代官府确实有些混蛋，一旦下乡难免扰民，所以乡绅阶层干脆自己站出来管理自己，帮助官府征粮征税，换取官府不下乡。
到了朱敬伦这里，这种抵制依然存在，所以让他的教育改革始终很难渗透进乡村之中，这是他最为担忧的，教育都遇到这种抵制，那么之后对乡村的任何改革，恐怕都会遇到类似的反抗。
之前没有机会，现在乡村出现了非理智的反抗，已经触犯了法律，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渗透进入乡村自治结构的机会。
所以当陈芝廷带着礼部和刑部侍郎一起来求见自己的时候，朱敬伦主张是依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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