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一派加紧了他们和平运动的进程。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在与日本人联系的过程中，打前锋的是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高宗武留学过日本，在外交部任亚洲司司长时，也是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个“日本通”。
为汪精卫股肱之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周佛海，早在汪精卫“积极”之前，已替他出力。周佛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向蒋介石推荐人才高宗武，说由高宗武去香港。想法秘密打开与日本人和谈之路。高宗武也不负所望，与日本军部高层取得了联系。
高宗武费了心力，与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搭上了线。影佐也将蒋介石的意思代传给了本国高层。
高宗武两次赴香港。担任着使者的任务。第一次回汉口，给蒋介石带回了影佐的信件，事情看来很有进展。
影佐将信息反映到了东京，日本高层都不敢相信高宗武所传达的是否属实、不能相信蒋介石在如此高调积极抗日的情况下，派出使者传达这样的信息？
日本军队此时正在中国战场上节节胜利、攻城拔寨，不管是真是假。日本军部是不愿接受和谈的。
日本政府现在是被军部绑架的一个政府，军部不愿意，只好暂放下。
高宗武二赴香港。虽使日方相信了他为国民政府的“和平使者”，但没有得到一丝进展。在香港空忙活了一个半月，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汉口向蒋介石复命。
蒋介石对高宗武二赴香港还是抱很大希望的。因为前次去就有了些进展，再加上高宗武二赴香港期间，正值台儿庄大捷，满以为以此为压力，会使日本人加快和谈的步伐。没想到竟是无功而返。
他还想，日本方面有可能碍于面子，要迁延些时间、将台儿庄的大败消化消化，才会进行和谈。随后日本近卫内阁又重组，出现了一些看似和平的转机，使蒋介石心里又起了希望。于是又派高宗武三赴香港。
高宗武两次从香港回汉口，除了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外，其余时间都是和汪精卫、周佛海呆在一起，讨论时局的变化、对日本人的和平计划。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第三次高宗武去香港，竟然胆大包天的在香港与日本方面联系好了后，由香港到了上海；然后由日本人护送。从上海去了东京。这也是他听了周佛海的建议而率性而为。
高宗武到了东京后，因其代表国民政府进行秘谈的身份得到肯定，所以受到了日本陆相、海相，参谋本部次长、国会议员等要员的接见。
他这次来日本，可以说时机恰到好处，又可说时机很不对。这要看他代表哪个立场而言。如果他是代表蒋介石，那就没什么机会。日本方面现在还是强硬地主张“不予国民政府进行和谈”，要求蒋介石下台；只有蒋介石下台，才有可能与新领导主持的国民政府进行和谈。
而要蒋介石主动下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日本方面现在正积极在中国寻求一个名望很高、影响力大的人物，来在占领区组成一个新政府。汪精卫是他们十分中意的人选，但没有敢做奢想。汪精卫虽原来有过倾日和平的做法，但不知现在身为国民政府副总裁的汪是什么样的态度，战争时期也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如果汪精卫能够出面组建新政府，那人格完美的他的影响力，要强于昨日黄花的吴佩孚、唐绍仪几倍。
日本人没有联系汪精卫，而去寻找吴佩孚、唐绍仪的想法，这也可以理解。吴、唐两个“昔日英雄”都赋闲在家。还在沦陷区，好找好谈。战争期间汪精卫不好联系，也不知他的态度如何。所以对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日本政府是有幻想无奢望。
但高宗武也是奉周佛海之命，祭出汪精卫这道“法宝”，这就来得恰是时机了。在他试探性的提出后，发现日方反应的热烈程度实超出了他的想象。讨论起这个方案的可实施性，双方有着共同的热情和话题。
这次高宗武在日本取得了成绩和进展是空前的，也很顺利；但却是替汪精卫一帮人做了事情，对蒋介石没做什么，反而带回的是坏消息。
所以高宗武在从日本回到香港后，就不敢回去向蒋介石复命。而是差人将去日本的所和谈取得的“成绩”带给了周佛海。
周佛海收到高宗武的报告后。那是一个大喜过望。先拿来给汪精卫，与他商议。汪精卫看了报告后，知道了日本人的态度——对自己寄予厚望，并没有象周佛海那样，而是喜忧参半。他知道以日本人对自己的态度，自己的和平运动是可以实施的，但另一面也知道自己这一高调地公开，便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背负上汉奸的名声。只能待若干年后，自己的一番苦心为国人所能理解，方能一洗骂名。
周佛海的大喜是做为追随者为汪精卫而喜的，见他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还有些奇怪。他建议汪精卫将报告中日本政府提议由汪精卫组建新政府的话语划去，他再呈交蒋介石，以免对汪精卫不利。
他本想连里面对蒋介石不利的话语都想删去。可删了实在这报告就无一点内容了。所以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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