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管理方式的不同结果是，公司印度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水利工程，政府修建和管理大型干渠，而乡村地主组织修建和管理支渠，建立了覆盖整个公司印度的水利设施，由于印度的水资源相对丰富，结果开垦出来的耕地基本上都能保证灌溉。
如果说英属印度没有水利工程，那对英国人不公平。英国同样也建立了大量水利工程，不同的是，大型干渠有的是政府建立的，更多的是采用商业公司形势建立的，这些商业公司建立的水利工程是要盈利的，因此这不是福利工程，开闸放水是要收钱的。这导致英属印度的水利工程大多被一些经营良好，资本雄厚的商业化种植园使用，这些种植园也是采用商业公司运作，也是要盈利的。而穷苦老百姓和自耕农，往往只能靠天吃饭。这让自耕农和小地主不时破产，土地兼并严重。
由于建设水利工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因此英属印度的水利工程主要是修建在那些开挖成本低，灌溉容易的地区，规模也不小，可是覆盖率低。而公司印度继承中国的农业文化，并没有将水利设施看作是一种经营手段，有些渠道开挖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甚至是赔钱，每年需要税收来补贴。
总的来说，非洲公司对印度农村的管理，相对经济效益低，但产出分配更平均。
所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政策，最后造成的结果差异非常大。
行政上度过初期改革的阵痛后，公司投入行政的管理成本反而大幅度下降，皇权不下乡本就是一种低成本统治方式；农业上的抑制兼并、限制地租等等，让最广大的农民过着穷苦但平均的生活。
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司印度统治区的人口增长率远高于英属印度。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双方的生育和死亡率其实差不多，但一旦经济危机或者粮食歉收，公司印度的政府会实施救灾、赈济等传统政策。而英属印度，由于经济作物比例太高，很容易发生饥荒，饥荒发生之后，英属印度即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饥荒的办法，政府也缺乏救灾、赈灾的动机。爱尔兰发生饥荒的时候，英国女王尚且不救济，更何况印度人呢。
所以一次一次的饥荒，动辄夺走上千万人的性命，这种情况下，英属印度的人口始终增长不起来。
不同的管理方式，不但让公司印度跟英属印度的人口增长形势不同，也让公司印度跟英属印度调动统治区资源的能力千差万别。平时确实是英属印度榨取的资源更多一些，可是到了战时，英属印度却很难高效动员统治区的人力物力，一方面是他们平时的榨取几乎就是极限，增长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主要还是组织形式上的。
英属印度，为了节约成本，采用商业化管理方式，追求财务平衡，尽可能的减少支出，增加利润，而且很重视短期财务水平。所以在逐步建立统治的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势力。四五百个土邦王公，占据着百分之四十的土地。英属印度政府不干涉土邦王公的统治，王公接受英属印度的保护，一方面让英属印度的軍队驻扎在他们国土上，还负担这些軍队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还要向英属印度缴纳其他税收。
英属印度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让印度农民和土邦王公养活了一百多万英印陆军，这一百多万軍队，性质上都是雇佣兵。
而公司印度，由于建立的是一个大一统的行政机构，逐步统一过程中，土邦王公要么选择放弃封建权力，退化成土地所有者，要么选择抵抗，被消灭。这个大一统的机构，平时养活的士兵并不多，因为不像英属印度那样，一方面需要养活軍队镇压叛乱，一方面还要为女王开疆拓土，主要是去非洲打仗，还有一个考虑则是防备中国軍队的威胁。
非洲公司则没有这个顾虑，不太担心英属印度的进攻，一方面是强大祖国的保护，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印度从中国复制过来了一套兵役制度，平时不需要太多的常备军，但战时，可以很快的动员大量后备役軍队。
这个后备役的规模有多大，开战之后，公司印度下达总动员令后一个月，五百万印度士兵立刻被武装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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