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纸币，中国人可以骄傲，但也要反思。
众所周知，纸币出现在宋代，当时欧洲国家还处于中世纪。世界上当时最强盛的是宋帝国和阿拉柏帝国。当时阿拉柏帝国的著名旅行家游览宋朝，对泉州的市舶管理赞叹有加，认为是他见过的最有效率的港口，到了杭州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宋朝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活字印刷术。纸币本有可能达到跟活字印刷术一样的地位，成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可惜纸币管理没有延续下来。
这不怪宋朝人。纸币在宋朝的出现，是商业发展带来的，最早出现在四川。是商人发明的，因为当时的四川缺铜，大量使用铁钱，铁钱笨重，大宗交易中用到的铁钱有时候比货还多。
宋朝一些商人渐渐开始为贸易做担保，印刷对应数字的纸票，称为交子。大宗贸易渐渐开始使用这种有富商担保的纸币，然后返回兑换。
纸币是一个有利的金融工具，渐渐在四川形成了主流。宋朝官府发现其中奥妙之后，非常赞赏。可对于这种工具掌握在私人手里的弊端比较担心，于是开始介入，在四川设立了交子务，派京官去监督印制，这种官方发行的交子，叫做官交子，中国国家发行纸币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
可是印钱的权力一旦掌握在不受监督的政府手里，往往会造成滥发，因为政府有足够的多印动力。所以宋朝的交子也经常出现贬值现象，持续了八十多年的官交子被迫停发，接着引入另一种纸币，称之为钱引。但钱引的贬值速度更快，因为钱引不允许兑换。
宋朝对纸币的管理虽然称不上良好，可毕竟是探索，而且一直保持使用到宋朝灭亡，应该说探索出来的经验如果能加以继承和规范的话，纸币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到了元朝，蒙古人确实看重宋朝纸币的作用，忽必烈也曾经让人用真金白银兑换，试图保持纸币的价值，但蒙古人印钱比宋朝人更没有节制，结果纸币没有成为一种便利商业的工具，反而成为一种掠夺百姓的工具。
到了明朝，老朱家做的比蒙古人还不如。忽必烈至少知道纸币需要储备金，朱元璋印纸钞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赏赐功臣。用皇权强行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收。但官府没有任何兑换的想法，结果朱元璋时代就把宝钞发滥了，到了儿子朱棣时期，为了维持宝钞的价值，做了一番努力，但朱棣舍不得拿出真金白银去换纸钞，他又不傻，为什么要拿钱换纸。他采取的措施是，让所有过关的税卡，都收宝钞。所以明朝的关口，也叫做钞关。
但宝钞一边收，一边还继续发，烂的钞关都不愿意收了。后来朱棣的继位者，认为宝钞实在是一种祸国殃民的东西，永久废除了。
到了清朝，也普遍接受明朝人“领悟”的纸钞只是劫夺民财的工具这种说法，所以清朝不再印制钞票，知道太平天国时期，实在没钱才印过一段时间。
本来是一种创造性的工具，硬生生被宋元明三朝官府给玩烂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西方历史上的纸币，据说最早是瑞典银行印刷的，但瑞典人很快自己就不印了。因此真正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实还是荷兰人弄出那一套。
也不是荷兰人有意识设计出来的，就跟宋朝富商一样，是对市场的一种反馈。发明者是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这个银行的股东，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高度重叠，可以说是当时商业知识和经验最丰富的一群人。
他们发明纸币，主要是为了便利银行业务，因此他们的纸币是一种银行券。甚至可以说是客户的存根。当时欧洲有好几百种货币，阿姆斯特丹银行推行标准化作业，最大的业务几乎就是货币兑换。客户将各国的货币存入阿姆斯特丹银行，银行给客户一张换算称荷兰盾的存单。客户拿着存单，随时可以去银行兑换称金银币。后来发展称任票不认人，有种银票那种感觉。不管是谁拿着存单就能去取钱，这种标准化的存单，就有了流通作用，可以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流转。也就有了货币的功能。由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信用和操守，以及权力，即便是正在跟荷兰国家进行战争的敌对国家，只要拿着存单也能从阿姆斯特丹的金库中把钱取出来，导致这种银行券受到了一致的认可。
之后英国商业和金融业发展起来，基本上沿用的也是荷兰那一套商业体系和制度，英国各大银行也印刷自己的银行券，伦敦金融家通过自己的实力，以借款给政府的条件，从政府手里取得了特许权，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并开始印刷英镑，但英镑依然是一种银行券，是跟金银币挂钩的，等到1833年，英格兰银行获得无限法定偿还能力之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才正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纸币。
周琅从荷兰人那里详细了解到欧洲银行券的发行模式。
经过对比他发现，西方的纸币从诞生之初开始，就一直是跟银行这个金融机构紧密相连的。而中国纸币过于早熟，早早被政府控制在手里。政府掌管纸币的发行，本来应该带给纸币更坚挺的信用，可政府高于一切的权力，让他不再受制于商业法则的限制，导致纸币失去了商业意义，成为政府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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