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进行自己的反侵略战争，与他人何干？迄今为止，盟国在对日作战中一败涂地！所有的战场都在溃退，唯有我中华坚强挺立、收复了大片国土！盟国哪怕兑现了他的一点点诺言，给予我们一点点实际支持，或者配合我国作战哪怕一次，也算体现了同盟的价值！现在就连由美国人组成的陈纳德飞虎队的油料，都不能保证！反倒要我们去牵制日军南下？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从来都是牺牲中国利益的！”
虽然嘴上说得漂亮，一度让史迪威无言以对。但这位蒋委员长的做法却实在是不敢恭维——他把从缅甸撤回来的部队，还有通过驼峰航线获得的最后一批美援装备，统统都给了西安的胡宗南部，一心一意地跟延安八路军搞摩擦，但却对打日本人兴趣全无，只是一心坐等盟国击败日本，然后自己再去摘果子。
这样只拿东西不干活的所谓“盟友”，对合众国有什么用？华盛顿难道是欠了你们什么吗？
对于这么一颗冥顽不灵的“花生米”，史迪威中将感到了无比的沮丧和愤怒，但却又无可奈何。
幸好，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史迪威总算是找到了一点儿事情可做，不用再闲着发霉——屡屡失败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为了挽回面子和报复敌人，提出了“穿梭轰炸”的概念，就是让远程战略轰炸机从中途岛起飞，轰炸日本后直飞中国大陆，在中国加油装弹后再往东飞越日本执行第二次轰炸，最后返回中途岛。如此便可规避飞机航程不足的难题，给日本人施加双倍的打击，但为此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合适基地。
于是，在重庆闲得发霉的史迪威，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勘察地形和考察机场选址的工作上去。
可惜，这项工作刚刚开了一个头，倒霉的史迪威将军就再次挨了当头一棒——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了！
众所周知，在抗战初期的所谓“蜜月期”过完之后，重庆和延安之间的关系早已是貌合神离，各种大大小小的冲突和摩擦从未停止过，比如最严重的那场“皖南事变”。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主力逐渐撤出中国战场之后，重庆方面更是消极抗日，积极“剿匪”……可是，日军的大踏步主动退缩，不仅让重庆方面捡了几个便宜，也让八路军在北方的势力急剧扩张。再加上，随着驼峰航线的关闭，国府已经彻底失去了美援，正在日趋失血和衰弱，而延安方面的“苏援”却依然畅通，此消彼长之下，前景似乎非常可怕。
于是，重庆的蒋某人看着在华日军已经暂时失去威胁性，便准备趁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在纸面上还有绝对优势，抢先对延安方面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尽可能打掉对方的上升势头，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
遗憾的是，蒋委员长明显严重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却忘了如今他的地盘正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军火进口的渠道被完全切断，而国民政府自己的军工生产又堪称奇葩，居然在对日战争期间，还会有兵工厂破产倒闭的囧事……也就是说，他的军队弹药不能自给，也无处进口，属于打几仗就完蛋的“一次性军队”！
所以，国民政府下辖军队的实际状况和持久作战能力，甚至比抗战爆发之前还要差，相当多的杂牌军连步枪都不够人手一杆，只能拿着长矛和砍刀打仗。即使是嫡系部队，弹药储备通常也只够打上一两次战役，然后就供应不上了。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飞机和坦克，既没有汽油也弄不到零配件，实际上早已趴窝。因此，在武器装备上，重庆政府军跟八路军和新四军相比，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士气和斗志则是远远不如。
而中原的大灾荒和汤恩伯部兵团的横征暴敛，更是使得当地百姓群起造反，喜迎八路军前来解放。
结果，在持续一年的全面内战之中，蒋委员长最铁杆的嫡系，胡宗南的西北兵团先胜后败，被迫灰溜溜放弃西安逃入汉中，秦岭以北全部易主。中原的汤恩伯兵团更是一败再败，几乎没有作出有效抵抗，就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洛阳、南阳、襄阳，一路逃到武汉才勉强站稳脚跟，四十万大军打得只剩了不到两万。
而在前线崩溃的时候，蒋委员长的后院也起了火，广西桂军和云南滇军先后通电退出内战，宣称要抗日反蒋……一时之间，重庆国民政府一片风雨飘摇，仿佛已是四面楚歌声起。幸好，南京的伪国民政府，正处于汪精卫去世之后的混乱之中，否则就算日军不动手，那些伪军怕是也要来一起打死老虎了。
这样一系列天崩地裂的打击，好不容易让蒋某人的那颗“花生米”冷静了下来，为了稳住对手，他重新打起了和平牌，组织各方代表在武汉召开和平停战会议。而史迪威中将也作为美方代表参与了此次调停，并且十分真诚而迫切地希望，中国各方势力能够尽快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合众国尽可能多地牵制住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力量，从而给太平洋战区美国海陆军的反攻作战减轻压力，也让他本人好歹捞到一点儿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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