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号外，日寇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关东军大动干戈……”
“……日军3大主力，聚齐送花江北岸，抗日名将……”
“……绥化危机不解，东三省反攻无望……”
……
重庆街头，报童挎着半人高的布包，手中摇晃着刚刚油印好的报纸，用带着稚嫩的童音高声喊着。
持续了一年多的重庆大轰炸，不仅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而且还带来民众的恐慌。生活在随时可能轰炸机投弹的城市，老百姓的神经已经被绷到了极限。
任何一点喜悦都会被无限的扩大。
而任何一点的受挫，也将被无限的扩大。
不过前者将是信心上的膨胀，后者多半是对时局的担忧，悲观者终日惶惶，加上大后方的物价持续飞涨，人民生活艰难，惶恐的情绪被很多人所认同，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日之战已经毫无必要，可以寻求用一种变相的方式来换取和平。
也就是汪精卫等人的想法，觉得只要给日本人足够的好处。和中国跨海相望的那个岛国还是能够喂得饱的。
但这种想法，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后不久，国人就被日本的贪婪所震惊。
更多的国人是对抗日之战充满了信心。
“任公，您这是……”
“霞安兄，我这不是被报纸给弄的，东北局势危急，我等恨不得立刻飞去，为抗日出一把力。没想到，日寇对曾将军欲先杀而后快，真是苦煞国人的心啊！”
“任公多虑了，现在局势还未明朗，中共向来喜欢故弄玄虚，说不定曾一阳在东北已经掌控了主动，正开始反攻呢？”说话的人面白儒雅，中年摸样，但语气颇显刻薄，多半是面如君子，心如小人的钻营派。说话间，语气一转：“想靠着十万人就和数十万的关东军斗，能斗得过吗？我看曾一阳不过是去满洲开辟所谓的游击队，游而不击才是正道。”
“孤鸿兄，你这话正合汪某人的心意，我看你是来错了地方。”
“任公，你别想往刘某身上泼脏水，我是和汪兆铭有过来往，但这都是过去。当年，汪兆铭在重庆的时候，就算任公也不是汪兆铭家中的常客吗？难道说你也后悔没有跟着去南京……？”
说完，中年男子发出一阵刺耳的冷笑。
“国之危难必有妖孽，你想要兴风作浪还要过我老头子这一关。”
任公是个火爆脾气，说完一手拿起桌上的茶杯，作势要打将过去。立法委大院内顿时一片狼狈，在法律上等同于美国两院的立法委，在民国扮演的角色有些悲催。
国家大事没他们事，小事情这些曾经呼风唤雨的过气政治明星不屑关注，于是就成天的吵架。
吵完了再去下馆子好好的喝一通。
唯一的区别就是，赢的人多半是庆功酒，热闹非凡，大有一鼓作气将对手打出重庆的架势。而输的一方确实赌咒发誓，要在下一次的吵闹中取得优势，将对手的气焰打压下去。
这样的局面说起来有些混乱，但却是蒋介石非常希望看到的结果。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在很多时候装出一副求才若渴的样子，但要有几点要求才能被他重用。一是：黄埔学子，是他的学生；二是，老乡，亲不亲故乡水，蒋介石对故乡人的关照在民国政府中是出了名的；三是，故交故吏，显得他很念旧。
这三点，让蒋介石笼络了大量的人才，不过也有一些庸才占据高位的。
不过随着蒋介石在军界的调整，这些人担任的职位将越来越远离战场，给他带来的坏处也将降低到最低点。
随着中日之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也完成了权力上的整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到现在他才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此时蒋介石最想的不是如何消灭日军，开始战略反攻。而是想在北方消除西北的影响力，而在南方，新四军的扩张引起了他最大的重视。
因为，在蒋介石看来，中日虽然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的阶段，但中日两国的军力还未发生变化，日本军队数量虽不如中国，但质量要比中国好很多。尤其是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源源不断的向中国战场运送作战物资，而仅依靠一条滇缅铁路是不能够完成他一家独大的想法的。
可以的刁难，压制，引发反共新高潮，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唯一现阶段能够做的，而且还是最有可能做好的事情。
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快速扩张，确实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
至于东北，他鞭长莫及，只好不了了之。
但即便如此，作为一国元首，他也不能做的很过火，尤其是在东北松嫩战役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这时候采用一些小手段是不明智的办法。还有一点，曾一阳确实已经成为了他非常忌惮的一个角色，太能打了，去年指挥的湘赣会战确实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和日军的伤亡相比起来，中央军的伤亡显然更大一些。
而曾一阳却不是如此，每战必会让人眼前一亮。
松嫩战役，说白了是关系到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战役反攻的条件，这应该是两国交战中，可能是战略转折的重大契机。蒋介石不敢懈怠，甚至每天都要听一些关于东北的作战新闻。
而且每天中央社和新华社的广播蒋介石都要听一听，时间长了就成了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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