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雷乘坐黄包车，先去了一趟法租界内由法国人开的一家名字叫“圣玛利亚”的医院，花了大概半个钟头的时间，清洗伤口和消炎换药。
离开圣玛利亚医院以后，陈雷在乘坐一辆黄包车，直奔位于上海滩闸北地区宝山路上的岩井公馆上班，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上午的大概九点半钟。
宝山路是位于上海滩闸北地区东部的一条主要街道，南北走向，总长大约1756米，路宽在13.3米和32米之间，在街道两侧一度商业繁荣。
可惜的是，历经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导致宝山路受到重创，尽管截止到1938年的秋天，宝山路南段的商业得到部分恢复，大部分的地方演变为贫民窟。
而岩井一郎刚创办不久的这个岩井公馆，对外叫做“特别调查所”，办公场所是一个修筑有三米高的院墙，上面安装了电网，在宝山路那侧留有一个大门，24小时被日本宪兵队把守。
在这个院子之内，共计有四栋楼房，招募的华籍员工多为曾经留学日本归来的学生为主，陈雷之所以能够成为岩井一郎的助手，是岩井公馆的二号人物，就是三十岁的他，在五年之前留学日本，且是在日本最好的大学念书，跟年龄稍长他三岁的岩井一郎有同窗之谊。
当黄包车夫把陈雷拉到了岩井公馆位于宝山路一侧的大门口后，他付了钱，就直奔二十多米开外的岩井公馆院门而去。
岩井公馆的院子大门口处，并未悬挂任何牌匾，但是途径此人的人，看到看守院门的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便也能够猜出个三五分，这院子里面肯定是日本人办公的地方。
按照岩井一郎制定的进入岩井公馆的要求，凡是出入岩井公馆的工作人员，在院门口处，必须向看守的日本宪兵出示工作证件，待核实后方可出入。
不过，陈雷在这个特别调查所成立之初，就被岩井一郎任命为副所长，负责看守院门的日本宪兵，不必检查他的个人证件，即可只有出入岩井公馆，今个儿自然也不例外。
不仅如此，当陈雷走到紧闭着的院门前时，负责看守院门的五名日本宪兵，在打开院门之前，纷纷向他点头哈腰问好，而陈雷也微微颔首以对。
进入到了岩井公馆后，陈雷就直奔他位于甲字楼三层的办公室，这四栋共计建伟四层的办公楼，按照距离院门的远近，被陈雷划分为甲、乙、丙、丁四个楼，以此作为区分。
刚在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定，陈雷稍事停顿，就拿起他办公桌上三部电话中，位于左侧的那一部电话，接通到电话局，跟听筒另外一端的接线员说道：“你好，我是岩井公馆的陈雷，帮我接通一下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岩井一郎的办公室，谢谢。”
为了掩人耳目，这个位于宝山路的日本军政府外交口的情报机构，在日本内部，以及此后被汪伪知晓后，统一叫做特别调查所，而对外一律称为岩井公馆。
虽然，岩井公馆是由岩井一郎一手创办，可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此办公，更多的时候是待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工作。
因为岩井一郎除了是这个特别调查所的所长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驻上海中领事馆的副总领事（后来升任为总领事）。
只有到了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岩井一郎才会来到岩井公馆，听取陈雷的工作汇报，他的办公室在甲字楼的四层，外间留作办公使用，内间则是他的卧室。
至于陈雷办公桌上摆放着的三部电话，左侧的那部电话是用于岩井公馆内部使用，中间的那部电话则是岩井公馆跟外部使用，右侧的那部电话则是他跟岩井一郎在上海总领事馆办公室的专线。
很快，就接通了岩井一郎位于上海总领事馆的办公室电话，电话另外一端传来了岩井一郎的责备劝说之言：“陈桑，我昨天晚上送你回到住处的途中，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么，你可以留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等到过个十天半月，等到伤势好得差不多了，再到所里工作。
“你怎么不听话呢，这才刚刚过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你就在今天上午去所里工作，这样是不行的。所里的工作固然重要，可是，对于我来讲，你这个老朋友的身体健康更为重要。陈桑，你听我的一句劝，现在赶紧离开特别调查所，返回你的住处休息，养好身体再恢复你的工作。”
面对岩井一郎的责备劝说，陈雷自然是不为所动，婉言谢绝道：“岩井君，我不过是胸口上有两处烫伤而已，已经重新换了药，医生说没有大碍，可以参加非体力劳动的工作。再者说，我的手脚都没有受伤，在所里工作，更多的是靠脑子，而不是靠身体，不会有事的。
“谢谢岩井君的对我的关心和爱护，特别调查所刚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多工作都还没有开展。岩井君你又要忙领事馆那边的工作，特别调查所这边的工作也顾不上。我这个副所长，如果不在这里工作的话，相信不出两日的功夫，所里的工作就会一团乱。请岩井君放心，我在所里工作会注意休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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