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均六筦，实乃复古改制中的一环。”
第五伦道：“刘公乃草创之人，是如何想到的？”
“不是想的。”
刘歆垂下头，露出苦涩的笑：“是从古书中，找来的！”
……
刘歆永远忘不了自己在宫中校书，在积满灰尘的书架上，发现那本《周逸礼》时的如获至宝之感。
逸者，散流也，这本书与周礼还不同，乃是传自战国的逸本，由河间献王献给汉武帝，被收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因为用的是战国文字所写，也属于古文经。
刘歆当时已是古文经的旗手，年轻的他直接向把持学术界的今文老博士们开炮，但只靠孔壁藏书和左传，辩经足矣，用于改制却颇为补足。直到他重新发现的这本书，上面的内容，乃是详细记录周时治理细节，能弥补古文经长于考据，短于现实效用的弊端。
“王巨君便是学礼经出身，我将此书与他翻阅后，他也颇为喜爱，等到执政后，性情急躁好动，不能清静无为，每次有所兴作创造，一定要我在此书中寻找依凭，以托古改制，附会经文。”
刘歆道：“诸如他为安汉公，受九命之锡，便是依据古书；又造明堂等、改变祭祀，设置官职。到了始建国二年，再依《周礼》设五均官。”
听到这，王莽忍不了了，拍案道：“刘子骏，五均之事，分明是汝先进言，说周有泉府五均之官，收购市上滞销货物，这便是《周易》所说的‘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用’，合乎圣人之意。予这才下诏，开赊贷，张五均！”
眼看二人又要开始没完没了的吵架，第五伦只笑道：“古人有削足适履的故事，我初听还不信，直到见了二位，以千年前不知真伪的古书上只言片语，用于国家民生大计，此亦削肉足以适旧履也。”
第五伦看看刘歆：“刘公也真敢提。”
又瞧瞧王莽：“王翁也真敢纳！”
这二人，虽然一直在相互指摘，但要第五伦说，他们确实是时代的精英，博学强辩，只可惜都是用头做学问，用脚定国策，真是一对卧龙凤雏，合一可乱天下，恰是公知治国的典范。
王莽固执地说道：“予何尝不知？但抛去古人之言不说，其确实有可取之处，之所以采用，目的在于齐众庶，抑并兼也！”
“敢问王翁，五均六莞颁布后，众庶可曾齐，并兼可曾抑？”宋弘说话了，作为管经济的官员，他恐怕最有资格说这些，顺便将新朝时，他早就屡屡进谏，而王莽死活不听的话，一股脑说出来。
“所谓五均六筦，名为复古，其实是效仿汉武时桑弘羊之策，五均是为了平抑物价，使得长安、洛阳等地大商贾不得再靠赊贷牟利，害得小商贩及平民百姓家破人亡。”
初衷不坏，控制资本嘛，听说新朝时，洛阳等人的大商贾，不但垄断了车船运输这些物流业，甚至把手伸向了制酱等买菜的小本生意。更热衷于搞各种高利贷，利滚利之下，搞到了不知多少田地和不动产，甚至将借债人举家变为奴婢。
故而王莽想让官府直接向小市民贷款，但官府哪来那么多钱？很简单，收税啊！
宋弘道：“王翁参考周礼古文，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如此一来，城中收税颇为烦苛，饲养牲畜乃至女子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和商贩直到医巫卜祝都要收税，连不事生产的城市居民也要纳税，地方官府遂巧立名目，逼迫百姓纳税。”
可小商贩没钱怎么办？向官府贷款啊！然而新朝官府的行政效率一言难尽，税不能不交，贷款想办下来，得排队到好几十年后。于是被逼无奈之下，市民还是只能借来钱快的富商高利贷。
如此，一个完美的闭环形成，五均赊贷非但没有减轻百姓负担，反而成了高利贷的帮凶，真是滑稽。
更有甚者，五均官直接将王莽给的钱交到洛阳等地的高利贷主手里，钱走了一圈后，每年会多点利息还回来，官员们便以此作为证据，再将几个逃债的百姓，以赊官贷过期不还为由，强行将他们罚作刑徒，以填补亏空，最后肥了自己。
至于王莽期盼的平抑物价等功能，也是一塌糊涂。
宋弘指着面前厚厚一摞洛阳人对当年五均政策的愤慨证词道：“五均官豪民富户狼狈为奸，多立空簿，府藏不实，操纵价格，盘剥百姓。平抑物价的市官收贱卖贵，甚至以贱价强取民人货物。”
至于六莞的弊端自不必说，王莽的本意是要打击那些控制山林田泽的豪强，但人家有的是办法转移压力，负担就压到了樵采、渔猎之民身上，把南边的渔父逼出来一支绿林军，将东边的樵夫樊崇，也逼上了泰山。
宋弘今日倒是痛快了，将多年积蓄的愤怒不口气痛斥而出，而王莽则蔫了下去，他在赤眉军中听赤眉战士们诉说当年被五均六莞逼得只能造反的经历，才明白，当初自以为是的国策，实行的是多么草率。
宋弘骂够了，自觉失态，只朝第五伦作揖告罪。
第五伦摆摆手：“五均之策，主要在长安、邯郸、宛城、洛阳、临淄五市，就让洛阳人替五市之人，公投王翁之过，窦周公已在召集里闾投瓦，想来不需几日，便能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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