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密所汇报的失败，是指收购香江电话的行动泡汤了。
对于那百分之三十多的股份，置地疯狂地砸出了将近14亿，大大出乎了周密的意料，结果措不及防之下，错失了先机，迅速败下阵来。
在大陆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香江恒生指数打破1976年至1977年的牛皮闷局，由1978年低点383.4点起计，到1981年7月17日1810.2点，短短三年之间上升了3.7倍。
由此可见，投资者是如何地看好香江这个进军大陆的商业跳板，自然而然地这也推动了发展房地产的热情，甚至市面上还出现了炒楼狂潮。
有一个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投机所达到的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即楼价的供楼负担比率——供楼支出占大学毕业生收入的比重，其最高的时候一度高达180%，也就是说，底层民众要用近乎收入的一倍才能够供得起楼。
佳宁集团就是利用这个股市大好的机会，大肆投机，吹出了一个好大的肥皂泡。
不过在1981年，也就是今年7月17日，香江银行公会宣布，7月21日起，储蓄存款利率由11厘加至12厘，于是乎，恒生指数当日便从最高点开始下跌。
按照历史轨迹发展，这就是揭开了1980年代香江第一次股灾的序幕。
加之已经开始的关于香江前途的中英谈判，屡屡陷入僵局，恒生指数将会在今年与明年下跌幅度总共达到63%。
而且这个颓势，一直要持续到1984年中英谈判达成一致，局面明朗后，才会反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唐焕认为，只要自己诚心收购香江电话这百分之三十多部分的股份，就算怡和也有兴趣，但其在九龙仓收购战中，由于自己的介入，并没有像原本时空里的那样，从包船王那里狠狠地敲了一笔现金，反而是这笔差价落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导致它的竞争实力有限得很。
而汉鼎投资公司的团队，在研究之后，结果也和唐焕的推断类似。
所以，负责具体执行的周密，把收购的方针定为稳健和友好，不花无谓的冤枉钱。
毕竟，靠着唐焕的投机情报积累下来的家底，本来就不好肆意张扬。
可以说，唐焕这一方计算得很周详，按理来说，收购应该是十拿九稳了，但他们却漏掉了一个人为影响的主观因素——来自于怡和内部的公司政_治斗争。
现任的怡和主席，也就是香江人常说的大班，是DavidNewbigging——大卫•纽璧坚。
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因军功于1918年获授十字勋章，并前往远东及香江发展，从1938年至1947年任职怡和洋行董事，于1941年香江被日本攻陷前夕，被委任为粮食管制官，之后则被关押于赤柱拘留营内，期间设法维持营内秩序，等日本战败后，又被赐封大英帝国最优秀勋章。
出生于中国的纽璧坚，在加拿大和英国完成求学后，1954年决定来香江发展，以20岁之龄加入父亲曾任职的怡和洋行，由低做起，在1967年晋身怡和董事局，1970年再升任怡和董事总经理，同时兼任怡和旗下九龙仓的主席。
实际上，在1970年，纽璧坚一度有机会出任怡和主席，但在凯瑟克家族的坚持下，时任高级董事总经理的HenryKeswick——亨利•凯瑟克，获得英国伦敦方面的股东支持而成功上位。
等到三年后，亨利•凯瑟克卸任，纽璧坚这才接任怡和主席兼高级董事总经理，执掌怡和的决策权。
可问题是，凯瑟克家族人丁兴旺，靠时间熬走了亨利•凯瑟克，他的胞弟SimonKeswick——西门•凯瑟克接踵而至，眼巴巴地盯着大班这个位置呢。
来自于苏格兰的凯瑟克家族，是怡和创办人之一威廉•渣甸表亲的后人，为怡和的主要股东。
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凯瑟克家族的股份早就摊薄到无法一言决之的地步了，而纽璧坚有父子两代为怡和打拼、甚至沦为战俘的资历，被股东认可的程度也可想而知。
因此，西门•凯瑟克想要坐上怡和大班的宝座，只能通过一步步地公司政_治斗争，来夺取权力，而最有力的手段，就是质疑纽璧坚的经营能力，打击对手的威信。
恰恰悲催的是，纽璧坚至少有两个把柄——怡和传统业务滑坡和九龙仓争夺失败，成了无法辩解的短板。
可实际上，纽璧坚因此受到责难，还真有点委屈。
首先，怡和原本以转口贸易和代理商为主的生意，其所依存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早在1962年，著名学者马素•麦克鲁汉的著作中就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了。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随之越来越多的生产商，直接与本地买家接洽。
作为代理商，怡和的重要性跟着降低，自然而然地收益倒退。
这个大势不管换成谁当家，都只能捏着鼻子承认现实。
其次，九龙仓争夺战的过程里，纽璧坚已经殚精竭虑、竭尽所能了，甚至为了筹集资金，还把金门大厦以接近十亿的价格卖给了佳宁集团，让其借机炒作了一把所谓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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