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曼诺夫有些为难地说：“师长同志，我想问问，带哪个警卫连跟您一起去？”他这么问是有原因的，昨天和格拉姆斯、贝克曼谈话后，我给两人的连队各补充五十人后，改编成了警卫营二连三连。
听到他的这个问题，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说，当然是我们自己的一连。”虽然格拉姆斯和贝克曼站在了我们的一边，但在这种非常时期把他们带出去的话，对于他们是否会临阵倒戈，我还是心中没底，所以还是带自己的部队稳当。
我带着部队沿着山脊向东面的码头急匆匆地走去时，巴斯曼诺夫在身后好奇地打听：“师长同志，我们怎么往码头方向走啊？”
“德军有一支装甲部队正扑向码头，我奉命去把码头上的部队集合起来，指挥他们打退德国人的进攻。”
也许是越来越近的枪炮声，吓坏了在码头上等待着登船的居民们，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拥挤的人群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和我的战士们只好拼命地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向码头旁的建筑物挤去，根据我的经验，部队的指挥部通常都设在这些建筑里。
由于人太多了，我们挤了半天，也不过向前移动了几十米，离码头旁的建筑物还有百米之遥。就在这时，随着一声汽笛声传来，我们四周的压力忽然一松，向前移动的脚步得以加快。我好奇地四处张望，发现原来是有一只渡轮正在靠岸，岸边站着的那些居民慌不择路地跳进冰冷的河水里，向船涌了过去。
虽然我知道接下来围绕着登船，还会发生一系列的混乱，不过此时我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一把抓住一名从我面前跑过的女兵，大声地问着她：“战士同志，你们的团长在哪里？”
突然被我抓住的女兵先是一愣，接着用手一指不远处的建筑物对我说：“团政委待在码头的售票处，至于团长嘛，你只有上天去找了。她在昨天的轰炸中，已经牺牲了。”
我顺着女兵所指的方向，来到了建筑物外。我让巴斯曼诺夫带着战士们等在外面，自己带着薇拉她们三个女兵走进了建筑物，又向两名迎面遇到的女兵打听后，我顺利地来到了码头的售票处。
一推开方面，就看见一名没有戴帽子的中年女军人，正拿着一个话筒在声嘶力竭地吼道：“……德国人的坦克正向我们扑过来，假如没有援兵的话，我们支撑不了多长的时间。……”她一抬头，见到站在门口的我，连忙捂住话筒，奇怪地问：“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我瞥了一眼她领章上的军衔，是一名副营级政委，便客气地说道：“您好，团政委同志。我是独立师师长奥夏宁娜上校，我是奉命来接替码头部队的指挥权的。也就是说，除了您的1077高炮团，连内务部步兵第10师的一个营，也要归我指挥。由我来指挥你们打退德军部队对码头的进攻。”
团政委用怀疑地目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一脸茫然地说：“对不起，上校同志，我没有接到相关的命令。”
“您现在就算是接到了，团政委同志。”说完，我走过从她手里接过电话，贴在耳边，冲着话筒吹了吹气，听到耳机里有声音传来的时候，果断干脆地说道：“我是独立师师长奥夏宁娜上校，我奉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将军的命令，来接替码头所有部队的指挥权。”
对方听到我这么说，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礼貌地说道：“您好，上校同志，我是内务人民委员会步兵第10师的师政委、团级政委库兹涅佐夫，我并没有接到您要指挥码头部队的命令。”
“您现在就算正式接到了，团级政委同志。”一想到自己居然可以指挥内务部的部队，虽然只有一个营，但却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接着我用命令的口吻对这位师政委说道：“库兹涅佐夫同志，目前局势很危急，德军的坦克随时有可能会冲到码头上来，所以请您立即和码头上的步兵营长联系，告诉他们由我来担任指挥的事情，免得贻误战机。”
听我说得这么严肃，库兹涅佐夫不敢怠慢，连忙回答说：“好的，上校同志，我马上通知负责码头守卫任务的那个营长，让他尽快去向您报告。”
搁下电话后，我转身问团政委：“团政委同志，我问你，你们团里还有多少高射炮？”
团政委把军帽戴端正后回答我说：“报告师长同志，由于我们团近期遭受德国空军的空袭，部队损失较大，目前只剩下八门高射炮，和十五挺高射机枪。”
“除了高射机枪外，其余的高射炮立即转移到码头的工事这边来。我们现在缺乏反坦克武器，就只能把这些高射炮当反坦克炮来用了。”
听了我的话，团政委一脸为难地说道：“师长同志，要是您把所有的高射炮都调走的话，那么码头上的防空任务就无法保证了。”
回想起昨天德军飞机在码头上空肆无忌惮地俯冲扫射轰炸的情形，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冷冷地说道：“团政委同志，假如德军的坦克冲到了码头上，那时我们的所谓防空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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