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司马懿娓娓道来，高远终于知道粮食都去那里。
高远拿起茶碗喝了一口，没有说话。这却让司马懿倍感压力，因为他知道高远在并州北部四郡的政策是什么。想到这里，顿时心里一惊，汗就下来了。
“一万五千石。仲达呀，你们家今年收了多少粮食呀？”高远似乎不经意间问道。
司马懿尴尬了起来，道：“属下家中，夏收的时候，或许……大概会有三千石的收成。”
高远道：“怪不得汉灵帝要卖官才有钱，怪不得许多人有钱买官。”他呵呵一笑，司马懿却是汗如雨下。
似司马家这样的士族，天下太多了，高远治下也有不少，一个就三千石，合着天下钱粮税收，大部分都到了士族的口袋里。
话说这士族阶级萌芽于东汉，也是东汉衰败的重要原因。
士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把持政策特权，是皇权赖以建立和巩固的支柱。这来自于士族强大的力量，东汉末年的士族，在经济上已“田亩连于方国”，“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也就是说，士族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土地上的人都要听他们的。
而在政治上更是“累世经学”，“累世公卿”，甚至出现袁绍这种“四世三公”的显赫家族，并享有事实上的免除赋役的特权。
这些权柄在东汉末年达到了巅峰，东汉吏治腐败后，把握权柄的士族，就更加为自己家谋福利。大量百姓的土地，被他们兼并。他们不用交税，土地都是他们的了，朝廷自然就没钱了。他们又比朝廷还狠，完全忽视律法，对土地上的百姓随意生杀予夺，这就引起了许多农民起义。
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特点，也是西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由于士族大肆吸血，本身富可敌国却自私自利，导致朝廷没有钱粮建设国防。自然而然的，五胡乱华开始了。
士族鼎盛时期，可以说就是华夏的黑暗时期，国家层次没有任何强大的表现。
这士族无论哪一方面，都是对统治者不利的。比如就刚才高远与司马懿的对答，高远也不算是个小诸侯了，他夏收只有一万五千石，而司马懿家就有三千石收入。
然而统治者脱胎于士族，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让他们无法对士族下手。
但是高远不同，高远一来是后世来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理论成熟，二来他跟士族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土地改革。”高远如此说道。
在改革过程中，部分转让会给予士族相应的补偿，金额从象征性的小数目至土地实际价值均有。当然，若是非法所得不但要收归公有，还要治罪。
“什么？”司马懿彻底傻了眼，失声道：“主公，世家大族一定不会同意的。”
高远双手一摊，道：“既然所有者不同意，那么只好土地革命了。”
“土地革命！”当司马懿从高远这里得到土地革命的意思后，便是司马懿这样的人物，亦是在震惊中失了魂。他失声惊道：“主公，您若是如此的话，全天下的士族都会起来反抗的。”
至于士族的反抗，高远只是不屑一笑，道：“仲达，人民的力量才是无穷的，须知得民心者的天下。”
司马懿闻言一愣，他细细想来，如今天下的形势，可以说是超大型士族在割据地方。比如四世三公的袁绍，就是天字第一号大士族，都是一大群中小士族，跟着一个大士族干。而对于高远来说，其实并没有士族支持他。
因此，高远的横空出世就是一个特例，他有拿士族开刀，获得人民力量的天然条件。
高远初来东汉什么都没有，而曹操这样的诸侯根基深厚。他欲意土地改革，还地与民，争取百姓的支持，从而在未来争霸天下的道路上，获得其他诸侯无法获得的力量。还地与民，不但不会与高远的统治相冲突，反而会为他带来更多的税收。
而司马懿，则发现自己完全看不透高远了。然而司马懿就是司马懿，他马上发现，这种改革又是集权的不二法门，士族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一切。而作为一名君主，就能够更好的掌控地方。
并且这种改革宜早不宜晚，显而易见，一州的士族力量，就要比一国士族的力量好对付的多。
“这是不亚于秦始皇置郡县的集权手段！”司马懿不由钦佩高远的战略眼光，“然而，寻常百姓的力量真的能够战胜士族？”在他看来，偌大的黄巾之乱都被士族联合起来围剿了。
不过对于高远来说，他当然知道人民力量的强大。历次改朝换代，都是从农民开始的。而黄巾起义，只是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而已，若是不然，足以覆灭东汉。
于是，一场有高远领导的，轰轰烈烈的耕者有其田运动，在并州以及河内等郡，拉开了序幕。
高远提出，废除士族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没收士族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士族本应得到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如此一来，高远的领地内，得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他未来争霸天下，积蓄力量。
同时，高远联系后世经验，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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