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庄的账本，还真有问题。
冯保把皇庄的账送进了户部，仔细一盘账，还真的查出了十几处小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累计加起来才不到两千两的银子，而且大多数都是个别懒散宦官没认真核算导致，而不是有家贼故意造假。
明朝的文人，对隆庆、万历年间的宦官评价就俩字，恬静，因为这个时期的宦官，是真的有点与世无争的意思，皇帝都不争了，他们这些宦官怎么争，也争不过文武勋戚。
而皇庄的账目，突出了两个字：争气。
连冯保在文华殿上，腰杆都挺直了三分，那叫一个趾高气昂，宦官们多少也是有些骄傲的。
这一次的对比，对张四维、对窃国为私、对标榜着道德君子的文官们造成了成吨的伤害，至少宦官们在做家奴这件事上，要比其他的人强的不是那么一星半点儿。
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个张四维、王崇古的家贼，这个分成比例一公布，立刻便是满城的乐子人讨论着这件事，被人津津乐道的时候，张四维直接把两个大掌柜和一堆的账房告上了顺天府衙门！
张四维报官了。
作为晋党财戎上面的二号人物，和葛守礼分庭抗礼的存在，张四维家里出了家贼之后，他只能请求官府出面帮忙追缴，因为这是家贼，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张四维、王崇古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都是家贼在刨他们家的根基，而他们能派出的人，到底是不是家贼，又用什么标准去判断？
张四维知道自己闹了笑话，可是他给王崇古去了封信，最终敲定了这个章程，报官！
自己家的丑事已经闹得人尽皆知，闹得满城风雨，闹得天下嗤笑，那就没必要藏着掖着，直接报官，请朝廷为他们两家主持公道。
张四维去报官，顺天府衙门不肯接，顺天府衙门不同于其他知府衙门，他是京畿衙门，张四维、王崇古不仅仅是一个受了损失的东家，更是朝廷的正三品大员，一个宣大督抚，一个掌詹士府事，未出生太子的老师，他们是晋党的党鞭，这案子接还是不接，是个政治风向和站队的问题。
脸面到了这个份上，张四维早就丢干净了，干脆直接以自己正三品的身份上了一道奏疏，痛陈利害关系，将这件事从头到尾掰扯了一遍。
“张四维啊，大聪明没有，小聪明顶天，他不弘且毅，心中若有天下，为人杰也。”朱翊钧看完了张四维的奏疏，对身边的张宏感慨万千，赵梦祐骂得对，张四维真的很聪明，但不是大聪明。
张四维在奏疏里从[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开始讨论。
凡人之居位，虽有大小尊卑之不同，莫不各有当尽之职。若舍其本职，而出位妄想，则在己为旷职，而于人为侵官矣。
君子则身之所居在是，心之所思亦在是，凡夙夜之所图虑者，惟求以尽其本分所当为之事。
如居乎仓库之位，则思以审会计，明出纳，而尽乎理财之职；如居乎军旅之任，则思以勤训练，饬军令，以尽乎诘戎之职，初未尝越位而有所思也。如是则众职毕举，而庶务成理矣。
张四维就是在论述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则事情才能做成，这是儒家礼法的老调常谈，但是之后张四维又将此事和矛盾说联系在一起。
大明眼下财用大亏的主要矛盾是朝廷和权豪之间的利益冲突，权豪侵占生产资料导致税基萎缩，导致的税收恶化，而稽税房作为一个注定臭名昭著的衙门，如何长期维持其超然地位，张四维家里的案子，就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稽税房查的账目，可以作为告诉的证据，就足以利用次要矛盾去调和主要矛盾。
而张四维在主要矛盾中又提到，主要矛盾的复杂是因为众多次要矛盾互相影响，而要解决一个问题中的主要矛盾，必然要解决相对而言的次要矛盾，只要把这些构成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一点点解决，才能将主要矛盾解决，达到一种冲和平衡的状态。
张四维又从解决矛盾又延伸到了庆赏威罚和主上威福之权。
庆赏威罚是调节矛盾的主要手段，只有威罚没有庆赏，并不是长久之计，只能彰显皇帝的威严，而不能彰显陛下的仁德，万物总是在循环往复、相继成理中不断向前。
最后，张四维请求皇帝出手。
张四维和王崇古在家贼这件事上，狠狠的跌了面子，但终究是以读书人的身份，在矛盾说上更进一步挣回了一份属于读书人的颜面。
王崇古的奏疏很有意思，他在表功，大段大段的宣扬自己在宣大督抚的功劳。
去年，他在宣大两地共筹建了一百四十二个地窖用于甘薯的育苗、设立了近二十万亩的种田专事育苗、去岁番薯大丰收，而且平均亩产达到了宝岐司的七成左右，遥遥领先于其他屯耕区，招还丁一万两千人，口四万六千余口、山西大约有两万人出雁门关入宣大屯耕。
招还的对象，是因为灾荒逃难到了山里落草为寇、为了躲避藁税谷租乡部私求入山林野居住、出逃到西北金国鞑靼的汉人、西北鞑靼人归化大明等等。取得如此傲人成果，是因为宣大真的在屯耕，来了就给田种，按朝廷制定的藁税征正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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