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恂道：“殿下，一亩地三两银子的底线会不会太少了？有些地方良田的价格已经达到了十几两了”
朱慈烺摆手道：“话不能这么说，常州府无锡县的土地不过一二两，这还是地处江南太湖边的良田，朕以三两为线已经很良心了。”
良心？无锡这两年是遭了天灾啊！往日年景怎么也得卖个十两银子一亩。
侯恂一阵无语，只听皇上又道：“即日起，各地主和富农可以向官府出售土地，免交易税，土地价格就以每亩二两吧。”
侯恂不知道皇太子为什么要花钱收地，现在各地受灾的情况很严重，产量不足的农户早就想卖地了，地主们都不想买，官府花钱去收？再说哪来这么多银子？
现在大明的军屯和官田数量大概占全国耕地的四成，这些土地都是朝廷的，只是大多已经被官绅勾结侵占了，日后想收回来也不难。
只是那些私田不好处置，朱慈烺想想土地国有化，除了抄家犯事的士绅、地主，其他地也不能明抢，只能靠官府低价购买。
现在正值天灾严重之时，灌溉能力不足的田地很容易造成产量不足，大多百姓只得放弃耕地。
长江以北的地好收，经过多年战乱，土地价格更是低的可怕，许多土地都无人耕种荒废了，加上天灾，百姓地主逃跑，大片土地成了无主之地。
朱慈烺计划将土地回收，以政府名义组织百姓进行统一开垦灌溉，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配土地，让大明渡过小冰河时期带来的天灾。
不过这项工程浩大，起码需要数年乃至十几年才能真正完成，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至于购买土地的银钱，则是慢慢从各项收税上填补，大明有耕地数亿亩，加上士绅地主们大量的隐田，按照摊丁入亩进行收税，只要完成的好，每年可以收几千万两银子。
加上往后征税的商税、盐税、开放沿海贸易的关税，以及抄家所得的银钱，想要完成不是不可能的。
总之朱慈烺现在很缺钱，还需要加大捞钱的力度，现在迈出的仅仅是第一步，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就此罢手的，因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私有制的土地买卖下，土地兼并是不可避免的，土地兼并严重就意味着改朝换代。
当然了，国有制的土地模式，以承包、租用形式授予使用权，不算是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本质是从很多个地主变成了一个地主，形成绝对垄断。
但这种垄断目前来说肯定比目前严重的土地兼并好处大的多，但凡一个皇帝能给百姓一口维持生存的基本食物，给他们更好生活的一线希望，都不会有造反的，哪怕有，也是野心家小范围的煽动蛊惑，无法形成燎原之势。
摊丁入亩的政策还需要时间去完成，朱慈烺思考良久，决定迈出第二步，收取商税！
在宋朝和晚清时期，商税一直占据着国家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而明朝自宣德到万历年间，商税比例只占了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崇祯年间直接不收了。
宋代天禧年间的专卖和商税总额为两千一百万两，而明朝宣德年间的总和为二百万两，其中还包括了一百二十五万两的盐税，单论商税差距更大。
无论是盐、酒、茶的专卖，还是商税，两个朝代都存在巨大的差距，当然了，并非是明朝商业不如宋朝，而是税率太低，也不重视商税。
宋朝的酒价远高于明朝，酒价一斤20文，而明朝只有一斤5文，这还只是两者前期的酒价，差异还不明显。到了中后期，宋朝的酒价超过100文／斤，是明朝的10倍。（宋、明两朝“斤”的差异较小）
宋朝酒业是国家专卖，酒业利润全归国家，而酒的利润率非常高，20文酒钱中，12文的利润给了国家，相当于60％的隐含税率，而明朝征收三十税一的商税，因此差了18倍。
宋朝每斤酒要交12文的税钱，而明朝只需缴纳0．17文，两者差了72倍，加上明朝的酒税归地方征收，存在大量贪污受贿、逃税漏税的情况，这样导致了宋朝的酒税一年能收一千万两，明朝只收了五万两。
大明在国土面积、人口、耕地三方面都是宋朝时的两倍以上，商业方面丝毫不弱于宋朝，然而商税差距却差了几十倍。
盐、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两个朝代执行不同的征税政策，造成了巨大差距，其实说明不了什么，三种商品的利益都在民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罢了。
大明的税率是宋朝的八分之一，却仍然遭百官痛骂，真是厚颜无耻啊！
唐、宋、元、清四个朝代的农业税率大约都在百分之七左右，而明朝的农业税率却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四以下，明末时甚至低于百分之二，如洪武初年的农业税为每亩交两斗到四斗，后又减少至每亩交一斗，也就是十公斤左右，可谓在历朝历代斗是非常之低了。
即便是如此低的税赋，朝廷也常常不能保质保量完成，随着明朝中后期，以皇族、王公、勋戚、官员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大肆兼并农民土地，大量农民从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阶层又利用手中特权，千方百计少交税甚至不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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