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玉璧。
不小。
直径将近三十厘米。
还摆在这个摊子居中的位置，所以挺惹眼。
这个摊子上的东西相对比较杂，有瓷器有玉器有小杂件，还有六七十年代的雕像徽章什么的。
摊主比较年轻，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留着胡子，带着眼镜。吴夺上手搬动这块玉璧的时候，他还搭了把手。
不过他的搭把手并没有碰到玉璧，而是在底下虚托着，怕吴夺有什么闪失。
“好眼力啊兄弟，这块玉璧不错的。”
听摊主的口音，应该是瓷都本地人。“好眼力”这种话，是古玩摊主的必备金句，顾客拿啥问价，往往都会说好眼力。
这玉璧挺沉，摊主又递了个马扎上的棉垫子给吴夺，吴夺就可以将玉璧一侧压在棉垫子上竖着看了。
这块玉璧是和田青玉质地，现在是在路灯灯光下的色感，吴夺估计在太阳光下会更绿一点儿。
从玉璧中心的圆孔来看，是很原始的工艺。
而玉璧的两面，一面平滑光素，一面浅浮雕了图案。
它这个浅浮雕，基本就是线条勾勒出的主体，微微高出周围平面，而细节处的刻画，主要靠阴刻线条。
图案是狩猎场景，一人手持长矛，一人手持弓箭，对准了一只类似虎形的野兽。
线条很流畅，人和兽的动态也雕得很生动。
从造型、线条、痕迹、打磨等等方面来看，这应该是齐家文化玉器。年份确实够早了，一杆子能打到新石器时代。
不过，这块玉璧没有任何入土的特点，而且没有大绺大磕，如同一直妥善保管的传世品。
而且这个妥善保管，还得一直不怎么上手盘摸，以装箱保存为主，因为包浆不怎么厚重。
要是齐家文化玉器，难道这么长的时间一直传世？若如此，这东西不太可能出现在瓷都鬼市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摊上。
而且，这应该有什么相关记载才对；再不济，也应该有点儿传闻。
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以甘肃为中心，大致分布在河西走廊地区，时间跨度也比较长。
齐家文化玉器，名气很大，它和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玉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堪称华夏三大“古玉系”。
而且，红山文化玉器和良渚文化玉器的所用与玉料，相对都比较单一；而齐家文化玉器，不仅用到了青海玉，黄河玉，马衔山玉，甚至还发现了和田籽料制成的玉器。
玉器本来是吴夺最擅长的门类，基本是不需要“听”的。
但是这块玉璧，鉴定上没什么问题，逻辑上却不通，有点儿让他不会了。
那就只能听一听了。
不听不要紧，一听大吃一惊。
这居然是一件高仿！
因为首先听到的就是制成距今的时间，推一推，1746年。
1746年，是清代乾隆十一年，距今也快三百年了。
这是一块乾隆时期仿齐家文化的玉器。
其工手之高，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不能“听”，必定找不出毛病，顶多就是从逻辑上怀疑。
好在吴夺也听到了是谁仿的，一听到这个名字，吴夺也释然了。
姚宗仁！
清代最负盛名的治玉大师。
雍正八年，姚宗仁进入清宫造办处。能进入清宫造办处的玉匠，技艺那肯定没有差的。
姚家数代玉匠，不仅在玉器的制作和设计上技艺高超，而且在仿古和鉴定方面，水平也相当了得。
姚宗仁之所以出名，跟乾隆皇帝有莫大的关系，乾隆很喜欢姚宗仁，屡屡提及和表彰。
比如乾隆说，“宗仁虽玉工，常以艺事咨之，辄有近理之谈。”
在故宫博物院里，藏有一只双婴耳玉杯。玉杯放在双层匣盒中，这里面，还有一册乾隆写的《御制玉杯记》，这里头就记载着姚宗仁“指正”乾隆的事儿。
乾隆刚得到这只杯子的时候，十分喜爱，所以经常鉴赏把玩。一开始呢，他觉得是汉玉，可是时间长了，又觉得有点儿不对，吃不准了。
于是，就把姚宗仁叫来看看。
姚宗仁看了之后，立即回道：皇上，这肯定不是汉玉。这是我祖父做的仿古玉，而且还烧色做沁了，不只是形制和雕刻上的仿古。
乾隆又详细问了问细节，姚宗仁便介绍了做旧的一些技法。
事后，乾隆十分感慨，将此事记录在了《御制玉杯记》中。
而这件仿齐家文化玉璧，虽然制成于乾隆十一年，但开始制作，却早在五年前，是乾隆六年。
吴夺也听到了很详细的内容。
乾隆六年，乾隆皇帝下旨，让姚宗仁根据一块上好的青玉，设计玉器图样。
姚宗仁设计了一件“青玉凫”罇，这是仿制青铜器的样式。乾隆同意了，于是又传旨，将玉料和图样交由苏州织造在苏州制作。
同时，乾隆还给了姚宗仁另一块青玉，让再设计一件仿古玉器。
这块青玉虽然也比较大，但总体比较薄，而且有些地方有瑕疵；姚宗仁研究之后，觉得做成一块玉璧比较合适，这样能避开圆形周围的瑕疵，同时中心位置打孔，又可将青玉中的一处黑杂挖掉。
一开始是根据战国时期玉璧风格设计的，但设计出玉器图样送呈之后，乾隆并不满意。大体意思是说战汉玉璧见得多了，有点儿腻。
同时呢，乾隆又说让姚宗仁不要再送呈图样了，根据朕的意思，另选风格即可，做好了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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