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觉得中秋的庆祝氛围不够浓厚，在东京街头各处扔挂着花灯彩带之时，朝廷决定，再为之增添一抹喜色，只不过这一抹喜色是红色的，鲜红，血红。
就在开宝二十年八月十六，既望之日，刘皇帝诏令下，把这段时间收容到京城，并且已经判了死刑的官吏们，一并拉到南市口，明正典刑。
其急切，其霸道，其冷酷，令人毛骨悚然。刘皇帝没有食言，太子刘旸也没有拒绝的余地，由他亲自监刑。
而这一批被处刑的官吏，只是第一批，是在刘皇帝粗暴干涉之下，由三法司既迟疑又不得不快刀斩乱麻，迅速拟定的名单，共计一138人。
显然，这与刘皇帝的制定的指标，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通情达理的刘皇帝，也考虑到辛仲甫他们的为难，多少给了些时间，让他们分三批定刑。但同样的，改为三批，这诛杀的人就更多了。
至于其中有没有冤屈，有没有罪不至死的，那是肯定的，但刘皇帝显然不像太子那样仁厚，他就要以杀慑人，以血警世。天下冤魂多得是，不差这少许，官僚同样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简单地对“卢党”的清算了，这一百多人中，真正被打为“卢党”的，不到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河西的官吏。
更多的，还是在十年的和平政治中，滋生的腐败分子，贪官污吏，因为卢案，把他们牵连出来了。说到底，卢案也仅仅是一个引子，这仍是大汉的一次吏治清理运动，是刘皇帝这个集权帝王为缓和矛盾、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是对这十年大汉政治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这种集中处刑的做法，在大汉并不是第一次，比如当年的滑州案与扬州案，并且，规模是越来越大。
不过，有所区别的是，滑州案，主要针对的是那些为非作歹的勋贵，而不论扬州案以及此次的卢案，都是针对已经在政治上崛起的官僚。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刘皇帝对开国元从、功臣勋贵厚待的同时，都是采取一种隐约的限制态度。不论是历次处置的勋贵，还是标志性的滑州案，以及后续由赵普牵头出台的一些限制政策，都是在这个原则下展开的。
不限制不行，历来开国王朝，都免不了骄兵悍将之祸，战乱之时是功臣，和平时期控制不好就成了祸害。
赵匡胤通过赎买政策，搞了一个“杯酒释兵权”，解决了这个矛盾，但同样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骄兵悍将是解决了，但国家与百姓的负担重了。
刘皇帝过去也是这么做的，哪怕不像赵匡胤做得那么“极致”，但同样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后续的限制政令，也是调整的一种举措。这毫无疑问，是在勋贵阶层中引发了诸多不满，若不是过去的积极扩张，以及商业、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让勋贵们从中获利，缓解了一些矛盾，大汉内部的问题恐怕要更加深重。
同时，为了平衡勋贵阶层，对庶族官僚的扶持，则是刘皇帝大力推动的。而事实证明，这个阶层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随着赵普为首的一批大臣，陆续得到重要，占据朝廷要职，掌握大权，也确实取得了一定对勋贵的压制。赵普能为相那么多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凡事都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弊端，庶族官僚的崛起，也带来了诸多吏治问题，贪腐只是其中最为粗劣的表现，也是刘皇帝用来开刀释放矛盾的理由。
而从扬州案到卢案，刘皇帝的目的，也在于此。一方面压制勋贵，一方面又打击官僚，籍以巩固统治，维护皇权，但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君臣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在加深之中，权力、利益是一方面，刘皇帝过度的强势与膨胀的权欲，也让勋贵与官僚艰难忍耐。
与过去一样，百姓观者如堵，议论纷纷，叫好不断，而被强令观刑的公卿大臣、勋贵官僚们，则缄默不语。
很多人，甚至还没有从中秋夜宴的宿醉中彻底清醒过来，但那明晃晃的刑刀，那血淋淋的人头，也足以令其惊醒，汗毛倒竖。
每个人心头都笼罩着一层阴影，每个人都仿佛脖子上悬着一把利刃，危机感与恐惧感交杂，让人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很多人甚至不免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了，如此大兴酷狱，如此大规模屠杀官僚，皇帝到底要干什么？
同样的，很多人也忍不住“狡兔死，走狗烹”的方向去联想。不是没有清醒的人，但是屁股决定了立场，他们更多的感同身受，也是这种下场与结局，会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过去这种感触或许还不深，但这一回，几乎所有的勋贵大臣们，脑袋里都绷紧了这根弦。卢多逊的下场，就是明证。
不得不说，刘皇帝这番狠辣，甚至不按规矩的强硬做法，效果是显着的，满朝肃然，无人不惧。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君臣之间的隔阂加重了，大臣们对刘皇帝已然是畏惧大于信任，这自然是相对的，毕竟，刘皇帝又何尝真正地信任过这些权贵？
不过，刘皇帝的权威实在太重了，这些权贵们哪怕心中有诸多的想法与不满，也不敢表现出来，只能沉默，只能蛰伏，不敢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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