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绝望，不是如同前朝万历四十几年时候，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了巨大的危机，想要做点什么，但却发现什么都做不了的那种绝望。
而是，这是大顺惟新元年，平定了准噶尔、征伐了日本、夺取了南洋，修好了淮河，繁花似锦、烈火烹油，似如盛世。
这种绝望，是那种烈火烹油下的绝望。
是历史上欧洲在20世纪初的那种，弥漫着欧洲的绝对盛世下一些人恐惧于“我们的文明即将爆发重大危机、我们的路走的到底对不对”的那种绝望。不是对一战可能爆发的恐惧那么简单，而是更深一些的关于“天下”、“文明”、“未来”的那种。
这种绝望，只能在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时代产生。
是一种非常奢侈的、强大的绝望。
如现在的大顺，想做什么，都能做，哪怕连均田这种事，也在一些卑鄙手段的支撑下，在淮南做了。
可是，做什么，都是修补。
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能做，但做的同时却知道，这艘船终究要沉的那种绝望。
这比万历四十几年的绝望，更可怕。
因为那时候，觉得毁灭之后是新生，终有大道通三代。
而现在，觉得毁灭之后是轮回，一切的一切毫无意义。
万历四十几年，觉得大明要完的有识之士不少，但绝对没有一个想到会那样完，所以他们只是惋惜却不过度悲伤。
惟新元年，觉得大顺迟早要完的有识之士也有一些了，但他们中的半数是充满绝望且悲伤的。
不是悲大顺。
而是悲天下。
批判了宋明理学之后，新学问百年迟迟不立，立不出来，已经有一些人觉得有问题了。
过去的那一套，好像是不行了。
可新的，该怎么弄？
这种不想堕入轮回的悲伤与绝望，更深点说，其实就两句话。
第一句：
反对资本主义，和支持封建贵族皇权以及反动，并不矛盾，完全不矛盾。
第二句：
支持资本主义发展，和埋葬资本主义，也并不矛盾，至少不完全矛盾。
这两句话，就是大顺现在的死结所在。
如果不想被动被外部力量卷入资本主义的体系，让自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不得已去搞新民革命。
那就就只能自己主动走进去，搞旧民革命。
有个师范生这样说过：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同时也有利于无，或者说更有利于无。
刘钰一直在试图这么做。
但是，这个饕餮一般的怪物到底有多可怕、多吓人，刘钰一清二楚。虽然现在于苏南已经渐露峥嵘，吃人不吐骨头，但这才哪到哪啊。
越是自己发展，复古派的反动空想就越吸引人，反动势力就越强大。
而这种反动空想，又是旧时代所能设想出来的最美好的蓝图。
但这个最美好的蓝图，又是旧时代在盛世悲伤绝望的有识之士认为绝不可能实现的。
刘钰倒是信心满满的。
但他的信心满满只能自己信心满满，因为塑造他信心和三观的经济基础，不是现在的经济基础。
他的信心，源于一个此时听来纯粹虚幻的神话般的生产力大发展的世界。
一个是虚幻神话，一个是无奈现实。
对上那两句话，就是两淮盐政使这样的人，绝望与悲伤的根源。
阜宁收官田、海州盐工厂、淮盐引改票、淮南资垦荒、川南盐圈地……都绕不过去这两句话，所以无比的别扭。
刘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盐场，他是把工场变为工厂，他有时候是假装在修补。
而两淮盐政使不可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区别，故而他看到的只是修修补补。
他和刘钰谈完了大顺盐改的脉络，往远了说，可以追述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往中间点说可以追述到唐德宗大历十四年；往近了说可以追述到万历四十五年。
回首往事，再看看刘钰针对性的改革方案，他和一开始设想的改革完全不同，太多向现实妥协的地方。
到现在，改革的手段和策令，完完全全滑向了修修补补、饮鸩止渴。
大明朝的纲盐之法，囤商法权，最终引发了有盐引的大商人坐地收钱，真正转运的盐商饱受盘剥，官盐涨价，私盐畅销，最终盐政几乎崩溃。上不利国、下不利民、惟利盐蠹。
大顺这边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方案，按照刘钰的分析，最多十年，小商人破产，大商人垄断盐票，只是把原本世袭的盐引，变成了资产世袭再去买盐票，脱裤子放屁还是一回事。
现行的考虑现实的改革方案，则意味着原本的盐户、坐商破产，要么贱卖盐场要么苦守待死；明票暗引的政策，意味着最多二十年，旧的大盐引商没了，暗地里扶植的新盐引商又起来了。
他支持刘钰的手段，一方面因为这摆明了是已经征得了皇帝的同意。
另一个原因，则是刘钰把鸩毒的发作期，延后了二十年；而他的方案，按照他被刘钰说服的推演，鸩毒发作只要十年甚至五年。
这个推演的假设，还是大顺的豪商反应迟钝，两三年才能反应过来可以囤票卖票不卖盐，换言之这个十年鸩毒发作的前提是大顺的商业资本家是一群傻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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