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从昀是否读过《辛昂传》，与皇帝让他去读《辛昂传》，当然不是一回事。
既说了让牛从昀去读辛昂传，其实也就等同于皇帝在暗示牛从昀：放手干，有事我给你兜着。
在背锅这件事上，李淦这个皇帝还是做得很有觉悟的。
至少遵从他意思去办事的，他是勇于把这个锅背起来的，因为大顺对大明最后几年的事记忆比较深刻。
看着眼前这俩人，对他们的表现，皇帝心里还是非常满意的。
虽然满嘴都是新学问的那一套，但皇帝也不是很担心，而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实际上大顺走到今天，李淦又经历过刘钰的那一次赤子之心宇宙之悲，很多事虽然不想承认，可也不得不承认，过去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这几年涌现出的能吏，全都是和新学有关人，至少基本都是新学所染。
这也不是偶然，因为随着虾夷、鲸海、南洋等地的开发，民间资本的活跃，也只有那些地方能够表现的足够亮眼。
就好比在河南做县令，就是当出花来、天纵奇才，又能做多少事？
可要是在那些民间资本投入的地方做县令，古板守旧的很难出成绩，而脑子稍微活跃点的能够活学活用那些新学问的，就能够表现的极为亮眼。
一个台湾府，短短十年之内涌入了至少不下100万两白银的投资。
垦荒、大米种植园、造船桧木经营所、金矿、海军基地投资、为将来收复吕宋提前准备的军营……民间的、官方的投资，不断涌入。
运河被废，海运兴起，这是资本愿意投资稻米种植园、垦田的基础。
而资本，又可以使那里人口激增。大顺缺金缺银缺铜，就是不缺劳动力。
有钱，就有政绩：丁口激增、税收暴涨、废运河之后供应部分经营所需之漕米、军舰建造的桧木保证充足，这些当然都是政绩。
而若在河南之类的地方做县令，天大的本事，也弄不到上百万两的投资，怎么会有亮眼的政绩？
大顺又是个宋明理学破而不立的王朝，文化上对前朝差点亡天下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反思的主流就是：扯淡的太多、干实事的太少，义要从利上体现，而不是空谈义理心性。
而要在这心民间资本开始活跃的地方做出政绩，就不能死抱着十三经了，就不得不去接触新学问。
与爱好无关。
与信仰无关。
与升迁有关。
军队这边就更不用说，新学传播的重灾区。
李淦很自信自己可以把握的住，但这种皇帝一般都会觉得自己很牛批、自己的儿子肯定不如自己。
所以李淦对将来接班也是有布局的。
新学有没有用？有用，不能废。
因为外面一大堆一省大小国库年收入却和大顺差不了多少的强国。
若是以前也就罢了，现在大顺刚用海军战略调动打完了日本，生怕将来这种事也落在自己身上。
加上运河被废，南北联系全在海军上、漕运安稳全在印度南洋在不在自己手里，是以不得不默许新学的传播。
但是，新学有没有危机？
有，而且在李淦看来，这个危机是非常显眼的。
那就是大顺本来官缺就不多，人口暴增之下，更是多少人挤破头往上考，求个上升通道。
原本只是儒家科举内部卷。
大顺又有特色的武德宫、良家子的实学体系内，也可劲儿卷。
现在再加上了这一波新学学子，卷上加卷。
一群有学问、有知识，而且有的还不是扯淡谈心性的学问，而是张口阶级闭口地租抬头测纬度低头算三角学识的人，却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正统科举内完全没有做官的上升通道，那么这些人会干啥？
现在大顺已经被特殊的传统和体制所绑架，不得不对外扩张。
这和资本发展起来需要市场的对外扩张，不一样。
而是内部科举已经占满了上升通道，只有外部、边疆地区，才能用这些实学出身的人，给他们一些上升通道。
要靠海军、工兵、炮兵、工商业、殖民地，来容纳这些人，把他们吸入体制内，哪怕是体制内的边缘。
科举本身，李淦是不敢动的，也动不了。
且不说废科举必要出大事不提。
单单是一个科举改革，就闹出过多少魔幻的事？
之前那个“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实”的科举改革，初衷是好的，太宗皇帝自觉八股文章约束人的思想，要改。
然后呢？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当年山西的考试。
出的题目，乍看上去，引题的内容绝对没啥问题。
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鱼，有禽鱼者或不足乎菽粟，罄者无所取，积者无所散，则利不布、养不均矣，故市。
易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前朝中，西夷葡萄牙人据澳门为市，舶来……
大意就是说，《易》说，因为社会分工的出现导致了交换，交换出现了市场，以实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鱼，有禽鱼者或不足乎菽粟，交换之后各得其利。
那么，试分析一下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以及对本朝的影响。
看上去，这题目没啥问题，而且凸显了大顺的开放意识。
然后，一群小乡村、小县城里的读书人，知道澳门在哪啊？知道这澳门和大顺都贸易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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