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人贩子的年轻人姓张，贱名皮绠，是个典型的黄淮贫苦百姓。
所谓典型，便是与别处大大不同的。穷，这算不上典型，别处也有穷人。
别处有句话讲，叫破屋值万贯。但对黄淮泛滥区的典型穷苦百姓来说，破屋一点都不值钱。
他们浑身上下，全家老小，最值钱的东西，是个“地基”，大概可以理解为宅基地。
经常发水，房子这个概念并不持久。
但是，历代老祖宗留下的祖屋，一定是建在坝埂子高台上的。
今年填填土，明年被冲了。后年再填土。大后年再被冲。
就是，地面建筑建了也是白费，经常被水冲。再说也盖不起好的。
但是，地下填起来的地基，寻常大水也很难彻底冲垮。
这就算是传家宝了。问问黄淮区的百姓，传家宝是啥？必然就是自己家的老宅子，而且不是说老宅子的地面建筑，而是下面的基石。
说值钱？其实一点都不值钱。
说不值钱？没有这玩意儿，连盖个房子都难，今天有明天冲的。
除此之外，张皮绠还有什么？
大概，除了欠主家的债的借据之外，便什么都没有了。
他这媳妇，是之前父母还在的时候，用他妹妹换的。妹妹换老婆、顺便妹妹还是自己的大舅哥家的嫂子。孩子管他妹妹叫姑姑也成，叫舅妈也行，随便叫。
哦，对了，张皮绠家里还有一条破船。这也是黄淮区每家必备的东西。一旦发水，还能坐着小船活命呢。
后世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叫你穷是因为你懒。这句话放在张皮绠身上还真不合适。
他一点都不懒。
可依旧穷。
不但穷，而且还欠一屁股债。
眼看已经还不上了。
自己家里祖传下的那点地，打不了多少粮食。那就得租别人的地。
租地，就得交租子。
交租还不算完，这年月，租地都得“卷”。
别人租地，有每个月要请主家吃顿饭的，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一年几次次。或者家里有媳妇比较漂亮的，请主家睡一睡，尝尝鲜。
张皮绠一来不想把媳妇让主家尝鲜、二来他媳妇也不咋好看主家也没啥意愿。所以他属于那种非常典型的“农奴”。
主家家里有什么活，他需要去劳作。比如挖挖水渠、修修围墙、修修坝埂子之类。
若有志气，只说什么咱俩是租赁关系，你我是平等的，我凭啥要无偿给你干活？那有志气当然是好的，但可以选择饿死。
地里产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吃，不租地也根本活不下去。
张皮绠这样的人，其实不怕大灾，怕小灾。
大灾还好，朝廷会赈济。自从大顺得了天下之后，在赈灾问题上出的钱，确实比前朝多了许多，毕竟大顺知道有灾不赈的后果。
真要是大灾，有了赈济，至少也还饿不死。甚至不算利息的话，欠的债还能比平时年头少点。
怕就怕那种小灾。
朝廷又不赈济，完后地方官还得征发劳役去干活。征发劳役是要脱层皮的，这一点和黄河运河地区又不一样。
黄运地区，理论上朝廷要贯彻一条鞭法，也就是“募役”，花钱雇人干一些水利工程。
其实朝廷给的，是一个月二两银子。但到了地方之后，也就剩下一人一两二三钱。
而那里的土地兼并还没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是以比如一家普通小农家庭，被摊派了这个活，正赶上农忙时候，知道去干活肯定赔死。
于是地方上也默许：点了你的徭役，你可以花钱雇人去干。一个月一两二，你不愿意干，自由比你还穷的人愿意干，你自找人就是了。
但张皮绠在的这地方，还不是黄河、淮河这样的大河区。而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河。
朝廷是不可能走中央财政拨款搞这条河的水利工程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户政府收那几个钱，维护黄河和运河都不怎么够，怎么可能拨钱修什么根本没什么名气的射阳河。
中央不拨款，地方官也得修啊。年年发水，这谁受得了？
地方官也不能拉出来金子，所以还得摊派。
摊派，不是国税，是地方税。地方税、杂役，士绅是优待减免的，这叫“贵贱之别”。在前朝开国典籍中，这是作为贵贱之别的重要体现，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像是杂役，让士大夫去干泥腿子的活？去修河堤？这不是有辱斯文吗？和泥腿子干一样的活，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而且就算没有明文减免，地方官增加摊派，士绅也完全有理由觉得这是乱收费，告一状就得让地方官吃不了兜着走。
士绅说的也没错，国税我按时交齐了，也别说我偷税漏税，国家就规定了三十税一，我该交的钱交了，凭啥说我是偷税漏税？地方摊派，我凭啥要交？你这摊派，有户政府的文书吗？有天佑殿的公文吗？有皇帝的圣旨吗？今儿交了一两的摊派，明天再来十两呢？
全国十亿亩的土地，2000万的亩税国税，一亩地就摊0.02两白银，折合大米3斤。
虽然地方有一定的截留，但也肯定不够花，但一些事地方官又不能不干。徭役摊派下来，主要就摊派在张皮绠这样的小老百姓头上。
要摊派的事多了去了。
有官员来检查，消费得摊派；运送粮食交国税，粮食不能自己跑到太仓里，这需要摊派人手，得运过去；修河堤，这需要摊派；交税熔铸成银锭，有损耗，那也得摊派；驿站有官员经过，理论上官员随从和家属都得自己花钱、驿站只负责官员个人，但理论上吴三桂还该为本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呢，所以地方官真能让人家自己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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