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哈乃斐派相对而言，相对比较温和，也相对比较容易世俗化。尤其是传到中国融合了儒、景教等后的特色魔改派。
朝廷从明朝开始，就一直紧抓着司法权，大顺延续下去。
再加上西京的特殊政治地位，故而按说作为烂摊子的西北，在大顺这边其实很稳定。
东北这边也很稳定，西南改土归流是个漫长的过程却也问题不大，西域的准噶尔也非是曾经的瓦剌，雪山地区只要夺回了西域也就安稳了。
大顺是个理所当然的陆权国家，然而如果新军真的如刘钰所言可以以一敌三、甚至以千破万，罗刹国又相隔万里暂时根本无力大规模作战，那其实也就没有太大的陆上威胁了。
只有大顺没有了陆上威胁，才会去考虑海防的事。
是故李淦眼里，刘钰关于“东海危机”的谶言，也就成为了悬在心头最危险的利刃。
也正因此，在刘钰说过那些惊恐之言后，李淦才会如此在意。若是陆上威胁不除，是很难在意海防的。西北为边将扼冲之处，西可进、北制蒙、南入青海雪山，此地安稳，没有大乱，陆上便无太大风险。
李淦曾问过刘钰，关于海防事，有没有快速解决的办法？
刘钰的回答也很简单：
英国，战船吨位20万吨，一吨大约就是两千斤。
只要战船吨位超过英国，就可以保东海无忧。
按照西洋诸国的造价，一艘战舰，一吨造价平均算上大炮，大约是40到50英镑，150两。
20万吨，也就是三千万两白银嘛。
20万吨战舰，少说七万海军，按照每人每年40两银子，再加上军官的、维护费、训练费、火药消耗、训练消耗，军饷500万两。
所以，皇帝只要能拿出3000万两白银，再保证每年500万两军饷，便可保证30年后再无东海之忧。
的确，理论上很好解决。
只要有钱。
只要能保证每年能有8000万两的岁入，这就都不是问题。
皇帝听到8000万岁入的话，以为天方夜谭，刘钰也没法告诉他第六次反法同盟组建的那一年，英国的岁入是1亿6000万两。
海防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钱。
那么刘钰在文登帮着清查田亩，对李淦而言，这当然不是多管闲事，而是分内之责。
若是能够全国清查田亩，不说岁入8000万，但提高个六七百万应该不成问题。
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总得这抠唆一点、那挤出一点。
一年多收个六七百万，就能干挺多事。
哪怕一半作为全国清查和成本，还剩下三四百万投入海军，李淦觉得也比现在自己扣扣索索就给海军投了十万两的内帑要强。
想解决海军问题，本身就在于钱。
或者说，想解决国内的大部分问题，只要钱到位，很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哪怕是今年山东的大灾，只要有足够的钱，在南方买米运来，又怎么会有这么剧烈的灾祸？
山东非是西北，三面沿海，只要有钱，根本不是问题。就算江南米不够，那越南米、暹罗米呢？
至于这些人说的“军队干预地方、恐有藩镇之祸”，这就纯属是诛心之言了。
李淦心里清楚，刘钰的承诺是编练一支“有制之军”，是要能做到把他调走，这支军队依旧可战，才算是真的练兵成功。
这支军队不是刘家军，是他皇帝的军队；那些军官也不是刘钰的嫡系，而是皇帝从武德宫里选出来的天子门生，他刘钰多大的脑袋能把这支军队藩镇化？
甚至李淦心里很清楚，新军陆军，刘钰根本不在乎，也根本不想着在这上面抓军权，这一点他即便远在京城，却也知道的一清二楚刘钰练兵的所作所为。
他知道刘钰这么干，只是想要向他传递一个信号：武德宫的学子在地方的正确用法，是数百人一组空降清查，而不仅仅是分散为官在官场掺沙子。
李淦心想朕读懂了刘钰的意思，怕是你们还未真正读懂。
白云航站出来建议试行摊丁入亩，这也不过是延续前朝张居正的改革，朝中不是没有人提过。关键是没有人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方式。
摊丁入亩的难点，不再税收，也不再施行，甚至说到了这一步，在文登试行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亩数已经清查了、救灾得利百姓正是最信任的时候、即便有人煽动却也只能煽动曲线上的那些人，而不至于把底层不明真相的人煽动起来。
若只是曲线之上的那些人，若不裹挟煽动欺骗底层，朝廷会怕那点人反对吗？
真正的难点是在实行之前的准备，清查田亩、因地制宜确定不同肥力的田亩各摊多少丁税银、是确保朝廷的政策可以解读到各个村乡而不是被人故意曲解引发动乱。
李淦心想，你们担心的是试行成功，却不知真正该担心的，是在试行之前的准备是如何完成的。
心道：“也好，正是个把话题往摊丁入亩政策本身上引的机会，若是都把目光盯在政策本身上，那真正的杀机反倒隐藏了。”
于是借着刚才有人反对的声音，说道：“此事朕所考虑的，在于摊丁入亩这件事，似乎的确与民多利。这人丁税，对富户不过杯水、对穷户却是极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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