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说，宁远现在的守将不如袁崇焕，所以守不住宁远？”朱慈烺淡淡问。
吴牲摇头，苦笑道：“现在和天启六年的形势已经大大不同，纵是袁崇焕复生，也是守不住宁远的！”
“为什么？”
“殿下可知，宁远距山海关有多远？”
“二百余里。”对辽东，对宁远，朱慈烺做了很多的功课，吴甡的问题难不倒他。
“我军多为步军，行军速度不过一天数十里，遇到雨雪或到了冬季，还要更慢一些。而建虏全为骑兵，一日行军最少一百里。若建虏攻击宁远，我军要从山海关长途跋涉去救，二百里的道路，快则三四日，慢则七八天，且到达之后必然是疲惫不堪。而建虏已不是当年的建虏，建虏当年只知硬攻，或者遣奸细里应外合，但现在的建虏尤擅长围点打援。到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弃宁远而突袭我援军，将我援军消灭在野外，岂不又是一次松山之败？”吴甡忧心忡忡。
吴牲所说，正和朱慈烺的心意，不过他却要挑刺。
或者说，他想要把前世在史书里看到的关于山海关防线的一些论点，拿出来和吴牲讨论。
朱慈烺淡淡道：“宁远城防坚固，只要城内粮草充足，山海关大可不必着急救援，让建虏在宁远城下师老兵疲，又需时时提防援军，时间一长，士气必然低落。建虏不善攻城，也不擅农桑，只是以战养战，宁远距离建虏后方千里之遥，就算建虏可以在锦州松山等地设立粮草转运点，但路途遥远，转运不易，时间一久，建虏粮草必将不济。到那时，我军再从山海关突然奔袭，与宁远守军里应外合，建虏不是就败了吗。”
吴牲轻轻叹：“殿下所说，臣不是没有想过，但这是兵行险招。天启六年时，仗着红夷大炮的神威，袁崇焕击退了建虏，那时的建虏还没有大炮，但时过境迁，如今建虏手里的红夷大炮可不比我大明差多少了，一旦建虏把红夷大炮拉到宁远城下，宁远小城小地，岂能经得起红夷大炮的炮弹？守不住，又不能救援，宁远城岂不是死地？”
朱慈烺放弃宁远城的心思更加坚定，但表面却依然跟吴牲唱反调：“宁远是我大明国土，又是山海关的屏障，岂能轻弃？”
吴甡长叹一声：“这正是事情的难点，臣虽有此念，却不敢提出，如今范志完在宁远修建南城，看似热火朝天，实则毫无用处，宁远城修的再是坚固，也比不过锦州，一旦被围，我大明又到哪里去召集如洪承畴带领的十三万精兵？只能调集山海关的守军，然山海关之兵又岂能轻动？到时必然是进退失据，眼睁睁的看着宁远失守，或者把山海关再赔进去。”
说到这里，吴牲语气更沉重：“所以，不是臣灰心丧志，而是事实如此啊，辽东战局糜烂至此，臣以为，宁远已然是死地，弃宁远，严守山海关已经是不得不的选择了。”
其实放弃辽东，固守山海关之策，吴甡并不是第一个想到和提出的。
辽东经略熊廷弼才是第一人。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万历进士。万历三十六年，熊廷弼受命巡按辽东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兵败之后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代杨镐经略辽东，招集流亡，整肃军令，加固城池，稳定住了辽东的局面。
有明一代，熊廷弼是对辽东局势掌握最清楚的人，如果他能一直担任辽东经略，辽东肯定会是另外的一种历史走向。
神宗皇帝在位时，虽然言官屡有弹劾，但熊廷弼深受神宗皇帝信任，位置稳固，等到天启帝登基继位，熊廷弼宠信不在，言官稍微一弹劾，他就被迫辞职了。
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
但袁应泰书生误国，在他的经略下，仅仅一年，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袁应泰畏罪自杀。消息传来，朝野震动，朝臣们这才又想起了熊廷弼。
熊廷弼再次被起用，但此时的情况跟一年前已经完全不同，建虏占据了沈阳和辽阳之后，已经完全掌握了辽东的主动权，加上熊廷弼跟巡抚王化贞不合，王化贞得到朝中东林党的支持，辽东人马大部分都掌握在王化贞的手中，熊廷弼名为辽东经略，却无法制衡王化贞。
广宁之战中，王化贞驻守广宁，但他昏庸无能，被汉奸孙得功所骗，广宁轻易就失守了，王化贞手下的六万大军不是投降就是鸟兽散。
彼时，熊廷弼手下尚有五千人马，不过他认为广宁既失，辽东已然不可守，于是就保护辽东百姓向关内撤退。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被朝廷捉拿下狱。熊廷弼在狱中写了自辩状，说明了广宁失守，辽东不可为的原因，并且力主放弃辽西退守关内。原本熊廷弼不必死的，但因为党争的缘故，先被东林党攻击，接着又被阉党陷害，最后身首异处，首级还被传首九边。
前世读史的时候，每每读到熊廷弼，朱慈烺都忍不住叹息：自毁长城，莫过于此啊。
熊廷弼的弃辽主张，此后又为另一位大员王在晋所继承，为了“守辽”还是“弃辽”，王在晋和孙承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孙承宗是帝师，德高望重，且他的守辽之策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王在晋轻易的就败下阵来。
到此，守辽之策被确定，先筑城宁远，又筑锦州，朝廷耗费钱粮无数，终于打造出了一条看似坚固的辽西防线。但现在，随着松山之败，锦州被围，这一条坚固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破口。宁远守不守，怎么守，对有识之士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但对朝中清流，对性子执拗，爱面子的崇祯帝来说，宁远根本不是一道问答题，而是一道肯定题。
宁远城池坚固，岂有不守的道理？任何人敢在朝中提出放弃宁远的想法，都被遭到满朝文武的全体唾弃。弃土割地，是任何朝臣都不能承担的重大罪责，不说朝臣，就是崇祯本人也深为恐惧，这也是杏山塔山秘密撤退，崇祯这两日惶恐不安，害怕面对朝臣的原因。
因此，吴牲根本不敢在朝堂上说出自己的忧虑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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