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百姓为了生存而战，那份勇气与血性自然是令人无话可说。
然而莫名其妙的到街亭血战，作为主将的马谡就无法理解了。
马谡应该是一名纯粹的军人，他的排兵布阵，严格的遵循了孙子兵法的用兵之要。根据战后统计，街亭战败，益州兵主力仍在。
诸葛亮想要借助街亭之战消耗益州兵的战略意图落空了。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换上了王平。后面的几次大战，不仅没有达到消耗益州兵的战略目标，反而让文聘麾下的南阳老卒损失殆尽。
蜀汉没有了汉中之后，其处境日益艰难。
面对实力雄厚的兴汉军和曹魏大军，诸葛亮及其继任者只得转变思想，由昔日的开疆拓土转变为扩大内需。
既然战争手段无法解决益州的民生问题，那就只能在益州内部进行资源再分配。
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安抚百姓，宣示仪轨；约束职官，依从权制；先开诚心，又布公道。从制度上确定了相应的规矩，达到有法可依的程度。
这就给蜀汉的经济发展定下了基调。重视经济，却又对干扰市场者重罚。特别是修通了成都至南郑的粮道。不仅加快了蜀汉的对外交流，还引入了中原地区的水利灌溉技术。这可是造福百姓的壮举。
兴汉军进驻汉中，也只是在诸葛亮施政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诸葛亮虽然说退回了成都，但是他在汉中积累的工程经验，倒成了继任者的教科书。
董允在诸葛亮的执政理念上添加了依法治蜀的内容。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这就让益州世家积极投入到蜀汉的经济建设中了。毕竟赏善不避仇，罚恶不问亲。这让益州百姓心安神定，做事情的积极性很高。
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
蜀汉官员的务实态度，让益州世家放下了地域成见，转而拧成了一股绳。这才有了益州百姓安居乐业的大环境。
益州百姓对于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辈也难以匹敌。
董允之举，更壮诸葛亮之感。廉政务实，益州归心。蜀汉新帝刘禅垂拱而治三十年，皆得益于此。
“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无法不兴！”诸葛亮说道：“农是根本，商是沟渠；工是水源，法是开关。”
法制约束才是关键。商人重利过甚，容易失却本心。大利当前，极有可能铤而走险。长此以往，一定会破坏商业的根本，削弱商业的价值；损害商人的名誉，卑贱商人的地位。
一颗老鼠屎会坏一锅粥！若是一锅老鼠屎，即便是锅里有好米，还能吃吗？
想当初春秋时期有陶朱公，战国末年更是有奇货可居的吕不韦。到了现在，无奸不商渐渐的成了主流。
前些年的诸侯争霸，归根结底就是商人世家向传统世家发起的挑战。
兴汉国可以迅速的形成燎原之势，也得益于甄、糜、张、刘四大商人世家的鼎力支持。
商人为诸侯的乱世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是从物资调运，还是后勤保障，商人都是经脉一般的存在。
兴汉国情报力量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寄生于商业力量。商人的存在已经到了可以左右一国兴亡的地步。
然而士农工商的排序，再加上生产力的落后，直接导致了商人的努力很难得到正统力量的认可。商人喜欢用钱解决问题，这正是诸侯们的大忌。
试问天下，有几个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呢？
凡事有利有弊，反之亦然！诸侯们畏商如虎，用之又防之。以一己喜好决定商人的前途和命运。然而商道亦是人间大道，谁轻慢了商人必受其害！
刘正掌握百科全书，当然知道商人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世家大族贱商用商，商人的反击也很犀利。
秦相吕不韦开启了政治投资的先河，后世商人将这一理念继承并发扬光大。士农工商，其实乱世的士人才是最尴尬的。
缺吃少喝，再加上朝不保夕！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士人改弦易辙的团结商人。商人代表着金钱，金钱意味着资源。
商人的地位虽然低下，但是却精于计算，对成本控制更是得心应手。国家大了，千里不运粮，也不敢轻启战端。
为什么商人运粮入边城就有利可图呢？
这就涉及到了腐败的问题！千里运粮，沿途官员吃拿卡要，雁过拔毛。等粮食运到前线的时候，十停折了三停。
兴汉国把后勤保障转化为商业模式，除了降低损耗，还能有效的避免贪腐。梅园政事堂只需要限定好利润空间，剩下的事情就由商人自己想办法解决。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商人的威信，还可以提升商人的地位。
无论是官商联合，还是商人抱团，都可以让沿途的世家不敢随便伸手。有人拿国家的东西，押运的人很有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监守自盗。倘若有人盗取商人的货物，押运的人绝对会拼命的。
“商人为了利益，可以做到亲兄弟，明算账！”刘正说道：“可是真的变成了官方行为之后，负责管理的官员在利益的驱使下必定会中饱私囊。即便是其中有的人不愿意同流合污，但是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揭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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