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免陆贾太中大夫之职，罢官告老’，作为对此次事件的最终处置方案，刘弘便草草结束了这场特殊至极的廷议。
但这并不意味着，陆贾出使南越一事所引发的政治、学术余波，会自此打住。
——对浮丘伯‘另择才俊以继《礼》’的请求，刘弘也给出了答复：着奉常有司遣使往鲁地，以此事相问于鲁地大儒：申培！
作为楚元王刘交的同门师弟，这位曾在历史上为武帝刘彻所敬重的大儒，此时还尚未成为受天下人敬重的‘鲁申公’。
单就此事而言，刘弘以鲁儒一脉安身立命的《礼》学传承问题，相问于专精《诗》的申培，其实也有些不合适。
盖因汉室初，准确意义上的‘鲁儒’，指的并非是居住在鲁地的儒生，而是受鲁地文化圈的影响，对《周礼》有一定研究，行为举止符合‘鲁-《礼》’流派特征的儒生。
这个流派的特征，主要就是老生常谈的那几点。
拿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地图炮来说，就是‘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俭啬，畏罪远邪，好贾趋利’。
意思就是说，鲁地民风多尚儒风，很注重礼仪，百姓大都小心谨慎，比较节俭吝啬，害怕犯罪，比较喜欢通过商业获取利益。
而‘鲁儒’作为鲁地最具鲜明特征的儒家分支，其特性，更是在太史公对鲁地百姓的评价基础上，将某些部分做到了极致。
太史公的眼中，鲁人事‘注重礼仪’，而鲁儒，则是全靠一本《周礼》安身立命，甚至以此作为剥削底层百姓的理论依据！
——上下尊卑，秩序纲常嘛！
鲁人大都‘节俭吝啬’，而鲁儒，却都称得上是‘一毛不拔’！
为了能从百姓手里多抠出一枚铜钱，鲁儒甚至会不惜搬出圣人大义，来作为自己‘收敛民财’的理论依据！
至于鲁人‘喜欢行商逐利’，在鲁儒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鲁儒不单是喜欢通过商业获取利益，而是一切能获取利益的事，鲁儒都能做得出来！
就拿如今天下，地主富户对佃户的租税来说，关中渭河以南，普遍维持在四成，渭河以北三成。
少府将上林苑的官田租给破产农民，地租虽然也是三成，但刘氏天子动辄‘大赦’‘免税’‘去赋’的情况下，在上林苑租种官田的佃户，一年到头基本不用花租税。
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上林苑的佃户一年到头下来，甚至会发现自己得到的赏赐，比交上去的租税还要多！
也正是在这种低到‘倒贴钱’的租税下，上林苑才能以不过数十万顷的面积，就成为汉室阶级平衡的调节阀。
原因很简单：当一个农民破产之后，只要带着户渎等身份证明，到地方官府登记，表明自己希望租种上林苑的皇家官田，只要在后续的政审中，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那就大概率能租到一片60-80亩大小的官田。
搬到上林苑之后，但凡这个破产的农民手脚勤奋些，把田亩看顾的好一些，就能凭借几乎为零的租税，以及刘氏天子三天两头发下来的‘赏赐’，在五到十年之内，攒下足够置办几十亩薄田的积蓄。
就这样，原本毫无逆转可能的‘自耕农-半自耕半佃农-佃农-奴隶’的恶性循环，就被上林苑给强行逆转。
原本会成为佃农，并随着利滚利的欠款最终轮为奴隶的一个家庭，便能在五到十年之内，重新回到半自耕-半佃农阶级。
若是再本分一些，那重新成为自耕农，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事。
关中其他地方的状况，对百姓虽然没有上林苑那么友好，但总体来讲，也还在可以接受的程度。
哪怕是在租税高达四成的渭北地区，地主也会对家中的佃农履行一定的看顾职责，包括代缴税赋、徭役，逢年过节送些酒肉布匹，在青黄不接之时借粮等。
在土地相对肥沃的渭水以南，佃农和自耕农的年收入，更是几乎没差太多。
一户自耕农种地百亩，得米三百石，其中要拿出二十石作为农税。
按照一户五口计算，每年六百钱的口赋，那就又是将近八石粟米。
再加上家中的壮劳力被征发徭役，而对田亩产出造成的间接影响，又是一比不小的损失。
综合来讲，一个五口人所组成的自耕农家庭，在有田百亩、亩产三石的条件下，一年到头所能得到的产出，大概就在二百二十至二百三十石粟米之间。
而渭水以南的佃农，每年产出粟米三百石，只需要按三成的租税，将其中九十石交给地主即刻！
其余的税赋、徭役等等，都由地主承担。
——税赋部分，地主大都会替佃农缴纳，至于徭役，地主更是会十分仁慈的派自己家中私奴，替佃农服徭役。
将奴隶派去服徭役，地主就能省下一笔不菲的‘伙食费’，还能按照‘每人每天五钱’的标准，得到一笔聊胜于无的徭役苦工费。
而佃农得了好处，自也是对地主老爷感恩戴德，转头去安心种田，恨不能日夜守在田边。
这样一来，单论渭水以南的状况，佃农和自耕农同时耕种一百亩田，年产出基本就相差十到二十石粟米。
而佃农的生活状况，在西出函谷之后，就见瞬间掉好大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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