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州治所诸城官衙，同舟社总社办公地点已经移到了这里。
官衙大院门内的照壁更换了内容，朝外的一面，是“天下为公”四个遒劲的大字。
背面还未完工，金大坚正在刻印的，是徐泽当日带领众人诵读的内容。
北海之事已经过去了旬日时间。
当日，徐泽即将领读“大道之行”篇时，被赵遹打断。
一惯从容的赵长史竟然大失分寸，痛哭失声，苦苦哀求社首以同舟社大业为重，切勿行此荒唐之举。
稍后反应过来的王进也喊出声，虽未明言劝阻，但看向徐泽眼神的中，也满是无奈和劝止。
就连原本兴奋不已的宗泽也醒悟过来，满脸纠结，最后还是选择和赵遹站在一起，劝徐泽慎重考虑。
军官们的反应倒是“镇定”一些，刚刚被周畀敲打一顿然没人敢向社首“逼宫”，但也没人敢站出来呵斥赵遹等人。
众人的表现基本没出徐泽的预料，他能做出此事，自然有后手，不会使之半途而废。
站在不显眼角落里的监曹曹首孙石也默默记下了所有人的表现，事后再交给社首。
最终，由徐泽领读，其余人对着旗帜跟诵改进版《大道之行》的仪式顺利完成。
诵读完毕后，众人又在社首的提议下，在旗帜反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其中，还包括与会的罗仲彦、陈规、关胜、张雷等社外人士。
不对，他们当时已经决定加入同舟社了。
那面杏黄旗已经送到辽东，待史进、刘仁瞻等人签完名，还要送到高丽、海东等地，并最终作为历史文物妥善收藏。
旗帜不耐久存，徐泽又指示金大坚刻碑以做备份。
但这事还需一段时日，不仅要等旗帜回来，金大坚还要负责同舟社治下所有官衙照壁的制作。
后来，杏黄旗回到诸城的时候，还出了一点小情况。
彼时，北海之事已经传开，在之罘女学担任教习的李清照跑到了诸城，觍着脸要求在旗面署上自己的名字。
她还上纲上线，说此等千年未有之盛举，怎能没有女子参与其中，待千年之后，后人如何看之类的，巴拉巴拉好一大堆。
当然，李清照也不光是耍赖，其人还带来了两首歌颂这一盛事的长短句作为贺礼。
对这位大姐不要脸的要求，徐泽当然是——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此面旗帜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魔力，让众人产出如此剧烈的反应，当然是因为旗帜上面所书的内容。
实际上，这些内容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出现在经典《礼记》中，徐泽不过是做了很小范围的修改而已。
原名《大道之行也》的名篇虽然为历朝文人所传唱和歌颂，但除了李清照这种生活在天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外，极少会有傻子把文中的描述的理想社会当真。
即便是宗泽，也早明白文中的世界至少不可能出现在当世。
其人要是真信了这些空想，也不可能融于俗世，连任四县都能所任皆治了。
真正让他们激动的，是徐泽在明确提出今后将会建国，并说“活下去”的层次太低后，迎出这面大旗，而旗面上的“大同”呼应了同舟社的“同”。
至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社会治理模式，他们虽然心向往之，却不敢相信，更害怕社首会相信。
因为数千年以来，勇于实践的华夏先民早就实验了各种能想到的社会模型。
其中，自然不会缺少“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不提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并无详实文字可考的上古圣王事迹。
便是天下一统的秦汉之后，仍然有这样的社会实验——这位勇于探索的政治家叫做王莽！
通过“选贤与能”走上君位的伟大先行者王莽，用自己的头颅告诉后来者——千万别再尝试“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空想！
其实，王莽新政的出发点究竟是后世意义的“天下为公”，还是借新政之名，复古三代之政，都有很多疑点。
徐泽不是专家，无法给出准确判断。
时人的观点，则多认为王莽实为复古，而非“新”政。
但众人又不是徐泽肚子里的蛔虫，谁能确定社首和王莽想的就不是一回事？
而且，一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公”的含义也与九百年后的后世有很大的差异。
既有先公（祖先）、爵称、王臣、祖考等意；也为诸侯之称，如公室、公田；还引申为公共之意，如公宫。
纠结大道为公的“公”是什么具体含义，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因为，《大道之行也》描述的大同社会，本身就和《桃花源记》中的神奇小村一样，都是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不同的是，桃花源这种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型，华夏历史上曾无数次的在偏远地区出现过。
只不过其真实形态与陶渊明幻想之间的距离，就好比宝相庄严的得道高僧和满身异味的鲁智深一样，远看都是大和尚，近看完全不一样。
而大同社会，在不可确定具体时间的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修养到达相当高的境界。
也许，可以实现。
至于实现的方法和过程，满篇空想的《大道之行也》并没有给出一点可操作的地方。
天下大同就是同舟社的最终奋斗目标，至于这个目标达成的时限，徐泽给出的答案是“千年以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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