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按照各自的分组聚在一起，讨论分工和明日计划，这些人各怀心思，但对未来满怀希望都是一样的。
作为“头领”，徐泽此时却非常“缺”希望，实际上，他的心情其实很糟糕，他在想这些时日收集到的梁山周边地理情况。
五代以后，因黄河屡屡决堤，携带大量泥沙而下，形成了梁山泊南北长约两百里，东西宽约百里的宽阔湖面，只是远不到“八百里”。
如今黄河已改道北流至河间府和辽国南京道交界处“三会海口”（今天津）入海，能出梁山泊进黄河入海的水道，就是鼎鼎大名的京杭大运河。
梁山处在寿张县、郓城县和须城县（后改名为东平府的郓州府治）构成的三角形区域内，寿张县在梁山西北约35里（宋制6尺为一步，300步为一里，宋制的35里约为后世的39里）。
二者同属郓州府管辖，郓城县在梁山西南，则属于济州府管辖，实际上梁山水泊如今可行大船的水域倒有一半在济州治下。
此时的梁山水泊面积甚广，向西，迫近郓城；向南，紧挨济州治所巨野县；在北，形成了长宽皆数十里的沼泽地，也迫使紧挨梁山的大运河改走须城，常说的八百里水域便包含了这片沼泽区。
水泊共有五水连接，东北是济水（北清河）北向转东，过齐州、淄州、青州入海；汶水向东入兖州；东部一是鼎鼎有名的大运河直通南北，二则是桓沟，向东南连接菏水，过后世的微山湖一带入淮水；西南则是连通东京的漕运要道五丈河。
可以说，水浒中的梁山泊与本世界梁山泊相比，只是名字一样而已，二者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
首先，因为便利的水运条件，来往梁山泊的商旅的确不少，但绝大部分都是走水路的，朝廷通登州的两条陆路交通驿道，分别穿过梁山泊南的济州治所巨野县和东北的郓州治所须城县。
靠近梁山的西岸，日常只有劳作的乡民走动，想学原剧情拦路打劫？还是先在水泊中修条路吧！
其次，遭遇战争时，延安府的一些小寨，两三百人就能守很久；而东京城，没有几万人城墙上都站不满。
越大的城池关卡越要更多的人防守，这是客观规律。
原著中的梁山就打破了这一规律，王伦时代，千百来人就能让阮氏兄弟不敢来水泊打渔，大聚义后，十多万人居然还有空地跑马。
真实的梁山怎么可能还是这种缩放自如的“副本地图”？
不仅地盘大小不会变，而且地理位置上讲，也绝不是搞事的好地方。
梁山所处位置紧挨东京所在的京畿路，陆路到东京才四百多里，比后世张家口到的北京距离还近，有马替换，又不惜马力的话，甚至可以一日跑个来回。
对于东京城来讲，梁山是真正的“卧榻之侧”。
最后，不仅是距离近，关键的是，此处治安状况还直接关系大运河、五丈河到河北和东京的漕运安全。
须知道，东京城的粮食绝大部分都靠漕运补充。
可以说，梁山泊对于东京的重要性，就相当于没有铁路，几乎全靠海运的情况下，天朝的天津对于北京，民国的上海对于南京一样。
如此重要而敏感的位置，别说聚集十万人马为寇，就算是几百人举旗为盗，济、郓二州就都得派兵合力镇压，不然的话，二位知州老爷铁定会被御史弹劾丢帽子甚至脑袋。
若是发展成几千人，威胁漕运，朝廷不派大军剿灭你还能安心？
毫无疑问，这就是一块当强盗搞事的死地！
别说大闹，小闹都不行！
梁山的出路在哪里？！！
尽管愁肠百结，但等众人讨论完毕，重新聚在一起时，徐泽仍然是一付万事皆在掌握的模样。
徐泽强调，梁山悬于水泊之内，要想顺利发展而不是被官府当作贼寇围剿，在岸上就必须有信得过的眼线和遮护，这次因各种原因暂时不想上梁山的9户人家，虽然没有和我们共进退，但毕竟共同生活过，如果连他们都不能争取和信任，咱们还是趁早散伙，别上梁山了。
回去后，都去这些邻居家里问问，明日要不要帮忙捎带物资，有没有要帮忙带进城变卖的东西。
再就是每户至少留一人看家，采买人员严禁泄露要上梁山信息，否则引来官府关注，其留守家人的安全便得不到保证。
交待完这些后，徐泽便让众人赶紧回家做准备，只留下熊蒙、田异、梁义、黄仲四人，田异已和褚垠核算完了需物品种类和数量，估算所需经费约四百七十贯。
田异怕徐泽缺钱，解释道：“实际上，暂时用不了这么多，如今道路难走，船也太小，没法载耕牛上山，粮食先只买一部分，羊羔、猪仔也不是想买就有的。日后每天卖鱼，满车去，回来也不能空车。”
褚垠也建议道：“山寨初创，营建多，耗费大，众人手中也基本没钱，粮食最好以劳务报酬的形式供给，房屋、工具等，也可以考虑折算成实物或劳务换取。”
梁义考虑到安全问题，说：“梁山颇有亡命之辈，待这些人发现我等上山却不落草，还与官府保持联系的话，会不会疑虑被人出首而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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